五、关于其他议题的讨论

本测量的主题大多针对本科教育现状而设，但众所周知，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和缺陷在硕士教育层面也同样存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流弊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硕士培养是为学术的、还是为实践的？更准确的说，对于这个疑问，新闻传播学教育界要么始终莫衷一是，要么始终有思考而无改革行动。

本研究部分地涉及到研究生培养议题。“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建议，其来源是海外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陈婉莹（2006）曾以美国最具地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如西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密苏里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柏克莱大学、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等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学生来源、教学评估和研究方向，分析表明，它们在硕士学位的设置上均有专业型和研究型之分；至于科系的设置，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既有界线分明的专业型学系和研究型学系，又有处于两者之间既重视研究又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混合型学系。由此，她建议中国的新闻教育应明确分为研究与专业两种, 培养专业硕士与研究硕士的方案也应有区别和联系。

对此，专家们的态度则呈现出较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共有16位、超过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举措，态度值为7，同时也有少数专家表示不同意这一举措，甚至罕有地出现有两位专家明确表示“极为不同意”，态度值为1。而从整体上看来，专家们还是持赞同意见的为多，并且赞同者的认同度一般都很高，整体平均值接近6.0。由此看来，“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目前仍存争议的改革建议，值得教育界考虑，也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此外，作为研究者，我假设了这样一种立场：新闻传播教育界与实务界之间，不仅是互为借鉴、互相合作的，而且应该是互相对话、互相批评的。在态度测量中，对于“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这一观点，大多数的专家表示了赞同，整体平均值为5.9，显示出较高的认同度；其中更有14位接近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表现出教育界仍希望保持作为职业知识分子的一贯的独立与批判的立场。

至于对“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这一观点，专家们的认同度则更高，整体平均值高达6.2。其中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的确，就当下知识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而言，新闻传播学界比之于其他学科还有不少差距，而这一点，显然是与本学科的属性不相称的。

就测量结果来看，新闻传播学者应该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彰显学术的公共性，基本上已成为了专家们的普遍共识。

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问题。王全林（2005）曾对西方在中世纪近代大学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做过历时性的考察，并将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归纳为四种：1．科研型——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学生主要充当的是教授与导师的助教或科研助手，在导师的亲自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活动；2．教学科研型——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既以理论性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为目标，也以应用性和功利性去满足宽泛的社会需要为基础和培养目标；3．教学科研生产型——协作式研究生培养模式：造就应用型与开发型研究人才，要求研究生既具有较宽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与应用开发能力；4．教学型——教学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实际工作者为培养对象，主要服务于综合的技术和管理岗位。而反观我们当前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却普遍存在着莫衷一是、各行其是的现象。不仅仅在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界，甚至在一个新闻院系，模式不清（并非模式多元），已经在事实和效果上凸显了研究生教学管理的散漫和无序。

六、关于学科分界的提案

本研究就议题设置而言，有关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方向的22个假设性判断，形成了总体评价、教学资源评价、体系变革、其他相关问题讨论等若干主要路径分析，而它们同时又都指向一个本源性的路径，即“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内外部分界”问题。这个思考路径至少蕴含着以下三个子命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学体系是否应有明确的分界？应该如何分界？分界所蕴含的学科规划与教育规划是什么？这个被悬置的问题，才是解决大量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争议的钥匙。委员G在谈话中说：“由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内涵界定不清，所以，作为教育者来说，不管有多智慧也很难解脱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

在美国，具有新闻实践经验的新闻学教授与普遍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之间，曾经为争夺新闻传播教育主导权而爆发著名的“绿眼罩” ( Green-Eyeshades) 与“凯平方”(Chi-Squares) 之争。在中国，这类争议虽未掀起过轩然大波，但在学科评估的导向作用下，在学术界西风东渐的日益频繁的影响下，学术化倾向的“凯平方”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的权重正日益增加。特别要提及的是，这种增加不是被动的选择和学科间的攻伐，而是出自教育界的公益心和探索精神。中国的新闻教育界很早就意识到传播学的学理化特征和普适性功用对于传统新闻教学的改革意义，如李良荣等所说：“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李良荣、李晓林，1998）这不单单是因为传播学可以“能改变新闻教育无学可教的状况”，（吴廷俊，2002）也是由于新闻人才在新竞争形势下必须跨越狭隘学科视野的压力使然。不过，与此同时，从纯粹的新闻人才培养的视角看，类似李希光（2001）这样的诘问也同样显得同样有力：“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以下结论：1、从学科发展角度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借鉴是必须的；2、从当前教育市场的需求看，大传播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有助于学生求职和服务社会；3、与此同时，新闻学的培养规模必须适当精简、培养体系必须大力改善，以此确保新闻专业教育在市场饱和形势下的生存及未来一代新闻人应有的文化精英地位；  4、从教学运作角度看，对传播学和新闻学人才培养实行合中有分，是西方的成功路径。

就后一个结论而言，在中国的许多新闻传播院系，这两个专业的教学系统之间的差别却并不明显，甚至，两个专业的大部分课程、教材、师资都是重叠的，而就业方向也非常趋同。毫无疑问，这种模糊化的学科发展策略，已经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本质，除了“新闻，还是传播？”的传统争议之外，还有教育界是想要建设“新闻传播系”还是建设“新闻传播学系”的本质困惑（其根源则是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的导向的模糊）。事实上，这两个争议和差别，已经纠结成为一个两维的路径博弈：

表一、学科与院系教育发展策略的路径博弈

新闻业务主导 新闻学研究主导

传播业务主导 传播学研究主导

我以为，如果对此别无良策，那么，陈婉莹（2006）对西方新闻传播教育经验的简洁抽象是值得汲取的（尽管作者针对的只是研究生教育）：“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生教育均有专业型及研究型之分。就专业型而言，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表演能力；新闻学侧重于培养职业新闻记者，其内容包括采访、编辑等等。对于研究型研究生，传播学主要研究沟通及交流方面的问题，研究媒体、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新闻学则主要研究新闻媒体及媒体工作者的问题，以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为目的。”

如果要进一步地讨论新闻与传播的教育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区分，那就必须提及赵心树（2007）的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我以为，就学科的分界这一议题来看，这是迄今为止最系统的一篇参考文献。作者鉴于目前“新闻学”、“传播学”名称中的歧义与重名给学科研究造成了类似“二名三意”的混乱，阻滞了学科发展，由此通过对概念、教育传统、教学内涵的分析，重新为这两个学科作了正名工作。其中的大多数命题，都颇具说服力和指导性；限于本文的主题，我只就该文中有关学科命名部分的观点作一评述，并着重提出一些修正性的意见，以就正于作者、教育界同行和诸位方家。

图一、赵心树对新闻与传播学科所作的正名

赵心树用一系列独具匠心的图表来表述了他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界意见和冠名建议（以下简称“赵提案”），从学科间的理论关系到教育实践的本质内涵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理由，元素间的结构功能关系亦详尽周到。但我以为，其间尚有一些疑问：

其一、赵提案在其“图三”中将传播学分为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而对新闻学则没有此种类分。这似乎是在暗示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缺少理论研究。固然，狭义的新闻学迄今为止在基础理论上的建构不多（譬如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新闻伦理理论），体系不大，学科发展不充分，但若要说该研究不重要，或取消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的理论研究的地位，恐怕于情于理不合，也不利于学科的生长。更何况从广义的学科交叉来看，类似于新闻史学、新闻修辞学、新闻哲学之类学科建构，事实上是更亲近新闻学而无法直接纳入到传播学范畴的。如此，为何不能有基础理论新闻学的生长空间和命名呢？

其二、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新闻理论”作为四级学科划入“新闻学”，而又统摄于二级学科“应用传播学”，似乎逻辑上尚欠合理：

1、即使新闻学只有应用新闻理论，该“理论”的属性也是人文学科属性，而赵提案将其并列的另外两类理论，分别是“广告理论”、“公关理论”，事实上属于社会科学，而究其职业属性，甚至更接近于商学。新闻理论与它们的相并列未免令人有风马牛之感——尽管论者可以用Communication一词的无所不包的属性来说明它们长得很像、应该属于一家人，但长得很像未必就是亲兄弟，譬如教育学也像是从事Communication的职业，但是没有人把教育学也划为传播学的子学科。而新闻学区分于应用传播学的理由或许有很多条，其中，至少有一条是颠扑不破的：没有哪个应用传播业分支（如广告、公关以及诸如此类的表兄弟）在学统上是如新闻业那样，以超利益的社会公器为自我认同的。往深处说，近现代新闻学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培养西方所谓“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意义上的文化创造阶层和文化传播阶层，其阶级属性是超越的，  而其它应用传播学教育的理想则不是。

2、如前所述，新闻学不是只有应用新闻理论。

其三、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一些杂糅的无法归类的子学科归类为“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与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并列，此举似亦不妥。看看这第四支里面都有些什么：传播法律，传播伦理，媒介管理，网络传播。其中，法律与伦理学科属性近似，而媒介管理所要求的学科素养就与法律伦理相去甚远了。至于网络传播也忝列其中，则更可争议：

1、从寻常的字面意义上来推断，它的定义模板为“X媒介的传播研究”，如果举例子，相当于“电视传播”，而我们不会把“电视传播”与法律、伦理、管理之类的子学科并列的，不是吗？

2、严格来说，网络传播还不仅仅是“X媒介的传播研究”，不管它被称为CMC Study，还是New Media Study，它的研究对象的能指和所指都不是什么单一媒介，而是一个媒介平台——按照拙作的定义则可称为“泛媒介”（pan-media）（杜骏飞，2001）。这个媒介平台，显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学科导向（它甚至包括了新闻、广告、公共关系）；而把它与媒介法律、伦理、管理之类并列也不太实际。因此，赵提案中这个“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是个子学科拼盘，与其他分支相比较，逻辑分类上不够一致，而分类最看重的“类与种差”分隔的严密性。

无疑，新媒体个发展及其衍生的网络新闻、网络传播等学科极为重要。对此，很多专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委员G在谈话中说：“不管如何高度评价互联网对国家的重要性、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委员J说：“某报业集团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原因实际上是比竞争对手更早接触理解、更多重视新媒体的经验和新媒体人才的应用……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跨媒体研究所来帮助自己进一步发展”。

而按照我的理解，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的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传播的“应用”，而在于对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理论的革命，把它放入基础传播理论研究固然可行，但考虑到要为其在学科革命意义上留出发展空间，以及其自身强烈的跨学科属性（不仅跨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的各子学科，而且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因此，单独列为一类理论研究似更为积极、也更有学科规划的远见。而就网络新闻而言，情况正相反，其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发展理论，而在于新闻的“应用”。

本此，我不揣鄙陋，陈述以下观点及设想：

1、新闻学的学科内涵偏窄，因此，以它来涵盖传播学，不很恰当；而传播学在学科属性上偏向于社会科学，亦不能从学科理念上指代新闻学。

2、鉴于在狭义的传媒业，作为人文的新闻业务（例如新闻采编）与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业务（例如广告），紧密交融、互为支撑；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认为从事广义的传播业（例如广告、公共关系）不可能拒绝新闻学的基本规律。因此，把新闻学与传播学包括在一个大学科中还是有充分理由的。

3、无论是在新闻学还是在传播学中，都有着理论（学术）导向与应用（职业）导向之别，由此，不同导向的专业对师资的要求应该是不同的。理论（学术）导向的师资应该强调学术训练的程度、学术研究的深度，而应用（职业）导向的师资应该强调职业技能的熟练度、职业声望的高度。

4、应用新闻学的类型应该按照媒介属性的差别（例如平面媒体、电子媒体、新媒体等）来划分，当然，这不意味着类型之间不可以相互打通；应用传播学的类型应该按照服务领域的差别（例如广告、公共关系、出版、媒介经济管理等）来划分，当然，这不意味着对这些领域技能的学习不可以同时放在别的一级学科（例如商学、艺术学等）。

5、从学理的系统性和成熟度来看，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然高于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新闻学若要促进学科的生长，的确不能忽视对传播学思想的引进，但这不意味着新闻学只能将传播学作为学统的母本、忽视了对其他学科（例如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营养的不断引入，更不意味着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的学科成长空间。简言之，作为学科的新闻学，它的不系统不意味着不存在，更不意味着不发展。

6、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都是典型的高开放度学科方向：它们向彼此开放；它们向其他学科开放；更值得一提的也许是——它们向各自的所有应用领域开放（这或许就是任何新闻传播教育不可能放弃理论教学与科研的最重要的理由）。

7、如前述各位专家所说，新媒体因素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而新媒体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两个子学科而言，其教学科研的意义与价值又是不同的。结合对当下学科发展动向和媒体发展趋向的评估，应该在“应用新闻学”中单独设置“网络新闻”或“新媒体新闻”或“融合媒介（泛媒介）新闻”，而在“理论传播学”中单独设置“网络传播理论”或“新媒体传播理论”。

我把以上浅见概括为【表二】，并作为新提案以附赵提案之骥尾。我深信这类讨论，对于有效地厘清新闻传播学教育任务的多重性，对于有效的教学运行、科学的教育资源管理、学术管理的变革，必定是有助益的：

表二：本文对新闻传播学教育任务的多重属性辨析及分界提案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及学科属性 理论—应用

导向 专业导向 作为本科教学系科 作为三级学科选项 作为通修课程 高开放度学科

新闻学

与

传播学 

新闻学

（人文学科） 理论新闻学 新闻史  √ √ 

基础新闻理论  √ √ √

新闻研究方法    

应用新闻学

（据媒介属性划分） 报刊新闻 √ √  

广播电视新闻 √ √  

网络新闻 √ √  

其他  √  

传播学

（社会科学） 理论传播学 传播史  √  

基础传播理论  √ √ 

网络传播理论  √ √ √

传播研究方法  √ √ 

应用传播学

（据服务领域划分） 广告 √ √  

公共关系 √ √  

出版 √ √  

其他（例如媒介管理等） √ √  √

七、结语

纵观本次测量的结果，专家们对目前中国国内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的评估很不乐观。多位专家甚至建议，要进行一次全国现状调查（这一调查目前已在计划进行之中）。从全国的形势看，愈演愈烈的低水平竞争、教学规模的盲目扩张，必然会导致新闻传播教育领域资源、规划、规范的欠缺，并且进而妨害整个教育行业的发展。如前所述，10多年间，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膨胀了10倍有余。与此同时，我们的师资建设、专业建设能力并不可能提升这么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情况：很多后发展的学校开设了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等专业，并且按照先发展的学校专业培养模式试图与一流院系一较长短，其结果可想而知。关于解决之道，国家或可根据目前新闻与传播各专业市场竞争力的实际情况，明确不同层次院系的专业设置、教学培养规格和就业目标，力争在本专业领域实现：科学规划，区隔竞争，良性发展。对此，何梓华（2005）曾提出过的建言引人深思：“历史悠久、办学经验丰富、师资力量强的新闻院系，可考虑调整培养目标，转向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为国家多输送高层次、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从本研究对22个观点的测量结果看来，专家们认同度最高的分别是（从高到低）：“应加强学生专业伦理的教育”、“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应加大学生实习及实践性教学强度”、“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等几项，可以说是基本达成了共识。

而在“与国际接轨是教学改革的方向”、“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大多数教材内容缺乏先进性”、“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等问题和假设上，专家们的意见仍存在分歧。

或许，特别重要的是那些尚未有结论、本文尚未展开论述的议题。譬如意识形态的制约问题、教育管理水平的滞后问题、对学科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估的标准问题、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不同层次院系的区隔定位问题、教师的教学伦理问题、研究生招考制度问题……诸如此类。几乎在每一个我们正在谈论和将要谈论的话题的背后，都映现出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的系统性的困境与缺陷。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闻教育的“系统”的结构定义为落后的教育体制和大学管理体制，也可以把它定义为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甚至，是这四者的结合体。

一方面，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另一方面，其病灶在于学科内部分界管理的混乱。本此，本文在第六部分已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一些初步辨析，就目前这个策略提案来看，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与本文全部讨论的结果是相洽的。

自然，研究者也希望，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研讨，能够从本源上厘清新闻传播学科系统和教育管理系统的层次；但更大的希望则是，教育界应该思考与行动并重，而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姿态上。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仍然在众说纷纭、原地不动，把困境和负担原封不动地传给后来人。

8年前，俞旭、朱立（2001）曾基于系统论原理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下过如下总体判断：总的来说，大陆新闻教育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教育体制改革落后，学术理论保守，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陈旧，教育岗位呈“逆向淘汰”，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经过多年的等待与努力，这些弊端是否已然改进了呢？看来答案仍不太乐观。追根溯源，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问题乃是中国教育管理的共性问题，这种问题的本质是国家的大学管理政策的僵化和异化。专家C在来信中尖锐地指出：“学科建设，应该基本是自然的活动，是自然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现在被列入了类似1950年代计划经济的那种模式和思维中。这种计划有多大的意义？学科的经常调整应当是常态，但是很多情况无权调整、无法调整，如此，简直无法侈谈改革。”

今天，我们无疑是处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之中。时代的发展对我们提出了更新、更复杂、更锐利的要求，身处转型期中国、生逢网络时代激烈的媒体变革，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教育已面临重大危机的基本共识之下，我们是否能够知耻近勇、发奋图强，化危机为变革，促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进化？答案或许可以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意愿之中。

意愿可以提供信念之力，实现重大的变革尚需持久而有形的奋争。固然，一举改变“系统”的特征是不现实的梦想，但是，同样按照系统论的思想，系统也是由元素构成的，元素的变迁同样也导致结构与功能的改变。身为知识分子，我们言说的前提，始终应该是如下的哲学判断：“我们感悟到：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约翰•布里格斯、F. 戴维•皮特，2001）本次的测量和讨论的议题，其中有经济学所称的“不可控制因素”  和宏大的理念问题，但更多的是在中观和微观上可以操作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不完全取决于抽象的“国家”，而依赖于无数生动可感、可以汇聚力量的“个人”、“单位”和“社团组织”。我想：一点一滴的改进，虽不能变革形势，但足以变革人心；锱铢累积的行动，如若无愧于职责与良知，则必有益于社会和历史。

（本文发表于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1期。作者谨向为本研究提供调查及访谈便利、审读本文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各位同道致谢。）

（另：本文在此转载受到格式限制，请参见原文及传媒学术网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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