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下我的学生龚宇（任职于《东方文化周刊》）的一篇采访记，其间，我谈到了一些关于诗歌的个人意见（比如：诗歌已死，诗人还在），录此备存。

悲情诗意，魂兮归来

龚宇

很多年前，我的父母去九寨游览，一面是莽莽青山，一面是滔滔嘉陵江，事后他们问那位小学毕业的司机：开这样的山路累吗？司机又黑又胖，乍看跟诗词实在不搭边，他豪爽大笑出口成章：“习惯了，李白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爸爸感慨，有了诗仙诗圣的四川，果然诗意浓厚。去九寨途中经过一个叫汶川的小城，那年秋天，它只是四川众多充满古意的地名中并不突出的一个。九年以后，汶川经历惨烈一瞬，转眼已成举国殇痛，生死之间，恍若隔世。

四川的诗意，不止来自于那些灵秀的风景，更来自于那些生于斯或长于斯、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星空里熠熠生辉的名字：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这些光耀千秋的伟大诗人，创造了古典文化巅峰之中的巅峰，更被镌刻在亿万中国人心里。从《诗经》、《离骚》到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华夏民族以诗礼传家，中国人把汉语言文字的精粹凝练成诗，又以“诗言志”的方式观照内在的心灵世界，于时空交错中，将爱与悲悯升华成永恒。

几近消失的诗礼精神

在中国这座诗歌国度里，四川无疑是个诗歌重镇。太白祠、杜甫草堂、三苏祠等等一直是四川人的骄傲，经历千百年的风霜，却未能逃过这场地震天灾，太白祠的李白塑像被拦腰斩断，杜甫草堂10余间房屋被毁，三苏祠伤痕累累……四川近百处古迹遗址，在地震和余震中损失惨重。关注生命的同时，我们忍不住做了一个残忍的联想，经历2000多年辉煌的诗歌，是否也像太白塑像的倒塌一样，在过分追求名利的现代社会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在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轰然倒下？偶尔的出现，甚至还是梨花体、裸体朗诵等不靠谱的花边新闻，沦为任人调笑的小丑。

对于现代诗歌的境遇，南京大学新传院教授杜骏飞（诗人杜马兰）的观点很尖锐也很直接。虽然他“不做诗人已久，只是偶尔写点旧诗”，但是仍然在第一时间写了一首小诗《和你在一起》，献给汶川灾民。“单从文本层面来说，诗歌已死，尽管——歌还是有的。原因我觉得是三个方面，一是现代诗的题材日益逼仄，一是诗人品质变差，还有就是诗坛风气败坏。自惜羽毛的诗人不愿写诗，滥竽充数的伪诗人倒是笔耕不辍，如此，恶性循环不已。”

文学评论家、《中华文学选刊》主编王干先生，也坦言“诗歌在近年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发展进入最低谷，诗歌的文学功能被其他方式替代，网络、电视、流行音乐，都成了抒发情感的方式。诗人的功利心太强，一些作品脱离生活，变成一种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情感宣泄，诗作无法打动人心”，他甚至用了“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很多”描述现代诗歌曾经寂寥落寞的状态。

且让我们把这个“曾经”，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

汶川唤醒全民的诗心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汶川的5月定为一道现代诗歌历史上的分水岭。与汶川同悲的国人，没有被号召，没有被组织，却在一夜之间，不约而同选择了诗歌这一“失传已久”的文学样式，为逝去的生命哀悼，为活着的同胞祈福，铭记苦难中的真爱。新浪、搜狐、腾讯……每个门户网站搜集的抗震诗词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总数不会少于10万首，其中大多数，可能是从前很少读诗的网友写出的泣血之作，没有太多酝酿构思时间，情感就在一刹那喷薄而出。相信很多人看到那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时，眼泪失控般落在键盘上。

王干形容这样的全民诗歌运动时用了“井喷”这个词，其实这也表明“诗歌厚重的文化根基一直都在，只是之前诗词越来越贵族化倾向，写诗的人只聚拢在小圈子里，诗词的力量未能在一个冷落的社会大环境中，被时机和作品激发出来。有句古语叫做国家不兴诗人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像乔榛这样著名的配音及朗诵艺术家。古代的诗词，主要以吟唱的方式流传开来，虽然古人传下来的曲谱已经少之又少，“但是在汉语阴、阳、上、去的四声调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诗词的韵律之美”。从他1996年参加的第一场“呼唤诗神”朗诵会开始，几乎每场配乐诗朗诵观众反响之热烈完全超出预期，他一直觉得“中国人血液中对传统文化的景仰并未消失”。每首诗词作品，在乔榛看来，通过朗诵者的想象，都能把符号化的文字转化为画面，并把这种画面美感传递给听众。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乔榛、丁建华也一同参加多场赈灾义演，含泪朗诵讲述谭千秋老师的诗歌《一名中学教师的最后奉献》，通过哀伤的嗓音，将诗文演绎得如泣如诉，所有的观众无不泪流满面。

诗人群体的回归

一场地震，不仅震动了中国的诗乡，也震醒了许许多多诗人。诗人是每个时代的体温计，以敏锐的感觉感知、引导着时代的情绪。对这样的“敏感”，或许《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先生的观点尤其形象。打通电话的时候，王明韵正在灾区做志愿者。他说他们诗歌协会一行7人已经到灾区一周，白天帮忙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晚上，每个人都抑制不住倾诉的欲望勤奋写作到凌晨两点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即将为他们7人出版一本诗集，而这些作品从创作到集结，一共只有10天。

说起诗歌陷入窘境的原因，王明韵说很复杂，当然和商品经济的冲击有关，但是他也认为即便不是如此，“诗歌的边缘性也不可改变”。“比如对于地震，我们人类并不敏感，但是蛇虫鼠蚁这些动物就很敏感。诗人，就应该相当于这些动物，要异常敏感。”“我们5月17日才整理了一本诗集，18日晚央视赈灾晚会上，已经朗诵了绵阳市抗震救灾副总指挥叶浪的诗《你的面孔》。诗人是一个天然善良的群体，在灾难面前，一定会有所行动。”

虽然直言“诗歌已死”，但杜骏飞却认为“诗人还在”。“我对诗人的定义，是能够体验诗意、写出诗句的人。这次地震是一个‘诗歌时刻’，它重大到无法忽视；它又很感人，充斥着痛楚、悲愤等激烈感情；而且它涌现出许多题材。因此，很多人都觉得必须要写点什么。有些诗人是刚刚冒出来的，有的则是旧态萌发——比如说我这种久不写诗的人。”这对中国的诗歌当然是有些外力推动作用的，“这样的人多了，也许对诗有触动。大众会认识到，‘原来诗是这样的！’当然，人人都有写诗的自由。”

好的诗词，最能贴近人的灵魂与精神，几乎淡到消失的诗礼精神，在大灾面前，以迅速而坚决的姿态复苏了。大批的汶川抗震诗词毫无功利目的，很多人都没有署真名。对于此次涌现出众多的草根诗人，王明韵说：“我觉得写诗不需要刻意追求技巧，在民族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大气磅礴的诗歌，但是，真正的直面生命细节、心灵伤痛的诗作，还需要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本该成为避难所的学校倒了？”王明韵已经打算创作一首2000行的长诗《大哀歌》来表达这种情感。

正如王干先生所说：“中国近现代100多年以来，已经有过3次全民诗歌浪潮，1919年五四运动，1937年开始的抗战救国，1976年周总理逝世，而第4次，就是由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发。”这4次全民诗歌运动，几乎都是举国同悲、民族危亡的时刻，诗词最能快捷地体现人们内心深处的深沉思索和浓烈情感，让全民族迸发出空前的力量。

灾难之后能否重生？

汶川带来的巨大悲情之中，唯一支撑我们的，是因爱而生的巨大潜力。“‘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掉’，往往更能震撼人心，很大一部分诗词承载了悲剧的力量，中国社会原先不知娱乐为何物，后来突然放开，崇尚“娱乐至死”，可是歌舞升平不会真正触及你的内心，悲情却能穿透人心”，从事多年纯文学刊物编辑的王干也在积极筹备抗震诗词专刊，他说自己坚信，“汶川抗震诗词的兴起，不止是诗歌的复兴，也是对中国人灵魂的净化拯救，人们需要好诗，需要精神的力量，它是物质无法取代的”。身在一线的王明韵也深有同感：“当然，不仅诗歌，整个媒体文化都重生了。5月17日，我们在上海举行‘共和国，请降半旗志哀’的主题朗诵会，18日，国务院就发出了公告。”

至于诗会因此而回复现当年鼎盛状态吗？杜骏飞却并不乐观，“上世纪90年代诗的死亡是必然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不能复活。只是复活需要机缘。地震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它在唤醒诗歌，但是诗歌目前还没到复苏的地步。以后会不会复苏，还不好说。写诗的人多也未必就是诗歌盛世，譬如毛泽东号召下的亿万贫下中农都参加过赛诗会，诗多人多，可惜没用。一个时代卓越的人是有限的，诗人也是如此。从盛唐乃至五四，都是一流的文化人在写诗。但是当下，文化名流写诗吗？如果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人都在写诗，那么，才能称之为一个诗歌时代。”

杜骏飞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全民写诗的年代。那时候，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在写诗、谈诗、读诗，隔三差五就开诗会。而现在，这种景象荡然无存。杜骏飞笑说：“如果不需要为生计奔波的话，我会重拾文学创作。不过，目前的社会现实不容人们徜徉于诗歌。通常，有两种时候一定会有人写诗，一种就是大灾难时，‘悲愤出诗人’；一种就是后小康时代，社会完全进步到衣食无忧时，出现专注于艺术创作的精英。”可是上世纪80年代和现在相比，生活更加清贫，为什么诗人反而更多呢？杜骏飞解释说：“那时候物质生活确实清贫，但是大家都是如此。现在生活的困窘呈现为‘相对剥夺感’，再也不是人人一样了。还有，时代风尚和文化认同感也变了，变得与诗意毫无关系。”

但是，诗歌是文化的必须品，杜骏飞认为它是“此岸与彼岸的桥梁，哲学世界和世俗生活间的过渡”，“它用生活表象窥探生命本义，它是个体化、个性化、个别化的，但同时又能构建普遍人性。诗歌通常是一切艺术的先行者，就像这次，极短时间内大量涌现赈灾诗歌，而报告文学、电影就要创作周期。诗歌是文化大国不可或缺的，它是创造力的体现，是想象力、激情的化身。在我们这个曾经的诗歌国度，诗歌是不该忘却、也是无法忘却的文化之魂。”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公元761年，杜甫蜷缩在破旧草堂，即便贫病交加，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依然心系天下；公元2008年，同此国殇的我们，以诗文的力量，给同胞前行的勇气，扶国人精神世界的大厦于将倾，并以此铭刻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