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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为《解放日报》对我的访谈,有删节

记者:支玲琳

谈话人:杜骏飞(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漫画家朱德庸的最新漫画系列,取名《大家都有病》。听起来,似乎是一句调侃。不过自从最近传出“每天上网六小时就等于精神疾病”的标准以后,早已离不开网络的现代人不自觉地进行了“对号入座”:难不成大家都成了精神疾病患者?

事实上,自从进入互联网社会以来,各方对网络的质疑和担忧从未停止过。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现代人越来越依赖网络,网络正全方位地渗透到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娱乐中。

《解放日报》:

对于新出的网瘾界定标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荒谬”。您对此觉得惊讶吗?

杜骏飞:

首先我声明一点,我不是精神病学家,只能从网络传播心理和社会学视角谈点理解。网瘾界定标准是学术界的老话题,我并不惊讶,但是对此次所谓标准的细节存疑。网络成瘾综合症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学术术语,简称IAD(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早在1995年,美国医学界就对IAD提出了七项标准,而且这七项标准都是有着非常复杂的规定。这些年来,围绕着IAD该怎么定义,如何规范治疗,有无数争议。在西方存在两大阵营,一派是“举轻若重”,对IAD非常恐慌;而另一派则是“举重若轻”,从根本上就非常反对网络沉溺这个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泛化而夸张的提法。在研究起步较早的美国,对IAD这个概念仍是在探索中。我们如果现在就急着要下一个定义,并作为医学治疗标准向全社会推广,会不会过于草率呢?

现在学术界包括医疗、保健领域存在一种浮躁的病症。有些概念、产品、服务和标准,在没有经过完备的论证、严格的实验,并且还没有被社会及科学界认可的背景下,就贸然提出要推广应用。如果只是学术论文,这无可厚非;但一旦制定标准甚至治疗患者,那就是全社会的事了。对网瘾议题固然可以做医学上的诊断,但仍然必须依赖其他科学系统的判断,如果论及心理矫正治疗,还必须征求社会科学家的意见。如今在美国的心理学界和医学界,对IAD的研究已经上升到了统合性研究的阶段,涵盖医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教育学的方方面面。如果把一个跨学科的问题,简化为一个纯医学的概念,然后自说自话,开始开全社会的药方,那是很危险的。对民众来说,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心理危机、家庭纠纷和社会恐慌。

《解放日报》:

面对如此低的网瘾“门槛标准”,很多年轻网友反而“释然”了——因为身边有太多的同类。还有网友对医学人士急于给网瘾定标准的行为进行了戏谑,认为定标准的人并不了解网络世界。与此同时,也有心理学家认为,网瘾,其实是一个被夸大的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杜骏飞:

对于网瘾的判断和定义,首先要回溯到对网络的使用和对网络社会的定义和判断。毫无疑问,与上个世纪相比,人类的日常行为发生了很大扭转。一些行为习惯如果从前现代的视角来审视,无疑是有很多不正常、甚至科幻的特征。但人们对信息的依赖,对虚拟生活的日益依赖,已经成为大趋势。如果说人类社会存在什么网络依赖的话,那么这种依赖症在未来只可能“加重”,不会“减轻”。

其实,来自人文关怀意义上对于人类信息行为改变的恐慌,每个时代都会有,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文正不是有首歌就叫《电动玩具》,里面唱道,“电动玩具乒乓地跳,点唱机又吼又叫,少年们手动心也跳……从早到晚孩子找不到,气得把嘴唇天天咬”;还有罗大佑也唱过,“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虽然时代不同,但是这种焦虑是共通的。这其实无可厚非,但要知道,反应过度也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针。而且即便存在标准的网络成瘾患者,也要注意如何归因、如何教育、如何矫正和如何治疗的问题,例如:他们本人可能并不是主要诱因,而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缺乏家教?缺乏精神寄托?缺少良师益友?又或者某些游戏具有腐蚀性、依赖性。特别是未成年人,正处在受教育期,所以对他们的管束和所谓医疗应该上溯到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治理。

《解放日报》:

以前我们认为,网瘾问题可能主要发生在青少年身上,但是按照这个网络成瘾标准,成年人也有“危险”。在现在很风靡的开心网上,有些白领“争车位”、“买卖奴隶”,玩得不亦乐乎。对于身处其外的人来说,可能确实很难理解,这种虚拟生活的魅力究竟何在。

杜骏飞:

对网络的使用和依赖程度,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种像是对淘宝网之类的购物网站的依赖,这是一种典型的功能性使用。就像有些科学家对数据库的依赖,学生对搜索引擎的依赖,家庭主妇对电话购物的依赖,这个说到底是一种路径依赖,其实很正常。

第二种是你说的开心网这种情况,类似一种游戏性使用。在开心网上买卖奴隶、争车位,实际上是一种玩家的成就感。比如我要挪车位,因为这样我就能挣钱,挣钱了就可以买虚拟汽车。这个过程跟下围棋,想赢人家一盘棋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我自己也登陆开心网,这其实是一种新型的网络应用,所谓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属于真人实名化的网络交际方式,我在用的时候就完全是当作自己书房客厅对待的,来往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今年我正在组织课题组深度研究五种不同类型的SNS的传播效用,我恰恰认为这类交流模式很健康、很有前途。至于什么买卖奴隶和争车位,不过是SNS中的微不足道的游戏小插件而已。

但是第三种是比较极端的情形,就是沉溺症。属于“只及虚拟一点,不及现实其余”,最终完全对现实生活产生了遮蔽,行为和认知心理产生了偏执和强迫性。比如一个人对买卖奴隶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一定要买到最贵的那个,否则就很难受;或者必须在游戏中生活,否则就很痛苦。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已经具有了病态人格,不能操控自己,那就很危险了。

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形,研究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能急于用一个网络成瘾症给大量的网络使用者贴标签,然后急于为大量所谓患者提供纯医学的治疗方案。

《解放日报》:

畅销书《数字化成长》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们一直担心互联网会对年轻一代造成伤害,但事实是,孩子们很好。而且,在网络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网络一代”,将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一代。您怎么看呢?

杜骏飞:

我同意文明进化论的思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人类选择了新媒体和网络时代,是一种进化而不是退化,这是很清楚的。既然是进化,那么就应该对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的下一代,要持有起码的信心,并且任何判断与批评都要基于足够审慎和科学的观察。所以,我要说:网络成瘾是一个复杂问题,尝试简单解决方案是危险的。我还要重申:不要把网络成瘾问题简单化,引起不必要的心理危机、家庭纠纷和社会恐慌,更不要对网络成瘾治疗问题动辄标准化或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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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中国网络传播学会(CNMCA)会长,国家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网络传播研究》(学术集刊)主编。Chinese Media Studies(中美合作)、《传播与社会研究》(香港)学术委员,多家传媒机构及民意调查机构学术顾问。专业领域:政治传播学,网络社会研究,新闻理论,媒介战略,传播研究方法。电子邮件:dujunfei#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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