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这个分类我不是很赞同。我个人理解，如果按媒介时代来分，应该是这样：第一个时代是听觉型解说，解说员通过声音来表现赛场的实况，让人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感受和想象。第二个时代是视觉型解说，在电视普及之后，解说员根据赛场的基本画面配上自己的解说，这要求画面与解说之间要相得益彰。第三个时代是互动解说，这个时代的媒体互动化特征实际上是互联网所引发的，新闻传播试图形成媒体、事件与受众之间的三角交互，在这个时代要做好一个解说员，必须关注的东西更多——既能传达赛场实况给观众，也能够驾驭受众的情绪和认知，同时解说员自己也得介入到这两者的关系当中去。所以，这对解说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杜骏飞：当然，我们要把一般意义上的体育解说和奥运解说分来来。奥运不常有，在四年一遇的盛况压力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量的要求下，很难想象能出多少质的精品；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有足够的量，也许能出好的解说精品。

但是体育解说常有，我所希望的的是，中国的体育解说员必须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大脑肯定要有左右两个半区，一个是感性的半区，一个是理性的半区。所以，有思想就反映在：要么有理性精神，要么有感性力量，当然最好的结果是兼而有之。但实际上，现在有一些解说员两者都没有，其水平不过是可以勉强塞责而已。当年的黄健翔解说事件，他的解说并没有达到大家歌颂的高度，但他的可贵在于破除了一种迷信：解说员必须是一种“冷血动物”，必须克制，不需戒绝内心的感情。这样一种迷信被破除后，我们可以注意到颇多评论员开始试图效仿激情解说，不过，笨拙的模仿居多，因为激情是内心的，不是技巧的。有时候我们听国外的一些解说，一些优秀的体育解说员，能够把自身的激情灌输到比赛当中，或用热情洋溢的声音和思想感情影响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让所有人随之心跳而达到体验的巅峰。另一方面，强大的理性精神，也是解说员应该修炼的一份功课，理性精神是智慧，是良知，是专业主义，不是淡漠和生硬，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念说明书或者做文抄公。

杜骏飞：奥运确实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一举一动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给体育解说员提出的要求是运行安全模式，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要说解说员没有个人倾向、群体倾向，我认为很难，你一定会听到那种带有群体利益、带有群体愿望的解说，因为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看，人的表述不可能拒绝主观性，关键是看他如何表现。我赞成富有感情、富有理性的解说，但是这必需基于体育专业主义、基于新闻专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北京奥运解说，体育解说当然可以投入体育激情，但是最好不要体现出民族主义。因为这样一来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政治错误，二是缺少体育专业主义精神的错误。另外，也不要把中国的体育成果与政治成果搅到一起去，更不要把体育诉求与政治诉求搅到一起去，把政治和体育搅到一块，是违反体育精神，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这类错误的趋向不是我说的思想性，而是泛意识形态性。我希望看到的思想性，是体育激情和体育理性，以及具有普世精神的人文关怀，绝非狭隘的宣传立场。我以为，如此，将使得体育得到更多的尊崇，使得北京奥运得到更多的尊重。所以，希望我们的奥运解说员能够体会到这样一点：激情不代表狭隘的偏激，开放也不代表无所顾忌。

杜骏飞：我平常看的比较多的是篮球、足球、乒乓球，较为欣赏的体育解说及解说顾问，像徐济成、张卫平、苏群、张路、杨毅等，他们的特点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敬业，非常诚实而又有分寸感。另外，像黄健翔，我比较欣赏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的激情解说，因为在“解说门”事件以前，黄健翔并不是以激情著称的。黄一贯的解说风格是不做作、不造作，就像在客厅里坐沙发上，作为一个懂行的朋友在跟你谈球，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感觉很容易进入体育情景。他是互动媒介时代的一个良好的样板。而有些解说员，让我感觉他特像一个干部，特像一个普通球迷，或者特像无奈被迫以说话谋生的人，有的还很外行。

顺便说一句，就我的观感来看，在体育新闻领域确实有相当多的未经受训的所谓的“专业人士”。无论新闻报道、采访、写作乃至解说，都有此类问题。前面我已经谈过解说了，再举几个其他的例子，写作方面，标题耸人听闻、内容不值一提的新闻满眼，假新闻、捕风捉影的新闻遍地，体育记者在赛场采访最常见的提问就是，你拿了冠军你高兴吗？你现在感觉累不累？……这些完全属于没头脑的废话。这些人要上岗报道奥运，坦率地说，从新闻理念到新闻技能，都有点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