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清史专家范金民在江苏教育电视台录制一档将于2008元旦开播的大型人文节目“城市传奇”。我本来想只是一期，朋友的面子，应付一下就算了，谁知却是四期，连续录了六个多小时，不能不认真了。上电视，这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对我却异常痛苦。因为，我面神经受伤过，真得要有一番献丑的勇气，之前谢绝了包括CCTV在内的好多电视节目的盛情邀请。

范先生是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成员，手头正在编纂《清史》“人物传”部分，时间对他来说更是异常宝贵，一般不做电视秀的。不过，我们两个都不想上电视的人凑到一起，感觉还不错。这四档节目聊的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虽然我个人研究方向是明文化，但毕竟没有专门研究过郑和，录制前也没有看过底本。幸好2004年到过当年郑和下西洋经过的重镇——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也曾多次采访报道过有关事情，遂表演了一回“无知者无畏”。做节目时，郑和权威范先生“主讲”，我就是在旁边“捧”。在美女主持薄其芳的调动下，最后顺利地把节目录了下来。结束后导播告诉我“蛮好”，希望这话是真的。

图：“文革”中宣传画《南京长江大桥》

说起“上电视”这事情，是因为我要引出写今天博文的话题。

在录制节目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遇难70周年”纪念日刚过去两天。我一直在思索，南京为什么会遭此劫难，定都于此的朝代都比较短？有朋友开玩笑说，这是南京的风水出了问题，北京现在能做首都，把西安都比了下去，是因为风水好。南京的风水真的有问题？北京做首都是因为风水好？实际上，这是个伪问题，北京为什么能成为首都，早有定论，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迷信观点，我想是因为话题有趣。在中国城市中，南京和北京都是极具地位的城市。北京很悠久，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南京之前则为中华民国首都，现为江苏省省会。北京、南京，与现为西安的“西京”，分别是环渤海、长江、黄河三大都城类型中的优秀代表，“三京”，构成了中华都城文化的全部精华。北京和南京“血源”关系很近，在不少学者眼里，北京城的母本是南京，如著名古建筑方面专家潘谷西、杨宽都是这样的观点。甚至连地名都有一样，北京有故宫，南京也有；北京有王府大街，南京不缺······休闲的地方也一样有名：古代的“红灯区”，北京有八大胡同，南京有秦淮风月。但城市差不多，人的个性差别却很大——北京人都是侃爷，南京人都是“大萝卜”。

然而，在都城文化史上，南京却是“三京”中最遭罪的。二十世纪30年代遭日本人“屠城”就不必说了，在公元六世纪，时名为建康的南京曾被“毁城”。公元589年,隋灭陈,隋文帝下令将“建康城邑平荡耕垦”。《隋书·五行志下》（卷23）记载，“及陈亡，建康为墟。”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传说，陈未曾灭亡时，就出现了灾难的征兆：有一只独脚的鸟出现在陈的宫殿里，这鸟用嘴在地上乱画，大家一看是几个——“独足上高台，盛草变成灰。”史称，“独足者，叔宝独行无众之应。成草成灰者，陈政无秽，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宝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这人很好色，荒淫无度，还大兴土木，把国家弄得很糟糕。

隋文帝为何要对一座城市痛下杀手？原来问题出在风水上面。隋文帝迷信风水，认为曾为六朝旧都的建康城“王气未净”，此气欺负隋都城大兴，即现在的西安。当时毁城的执行人就是镇守扬州的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把陈朝的宫城彻底摧毁，作为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都城，以往繁华似锦、遍淌胭脂的建康城，竟然成了一块大菜地。由于这次隋毁城彻底干净，六朝宫城到底是什么样子，具体位置在哪，后世一直弄不清。直到2003年，南京图书新馆开工兴建时，发现了一块宫城的城墙角，具体范围才有了一点可供考古的依据。遗憾的是，这块十分珍贵的“墙角”，又让现代人给毁了，南京图书新馆最终未能给六朝宫城遗址让路。

图：南京旅游景点之一“中华民国总统府”

南京最早建城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打败越国，杀越王无疆，尽取越国夺取的吴国的地域，并在石头山（今清凉山）筑城，埋金以压王气，时称金陵邑，或石头城，现在还有石头城遗迹。南京最流行的金陵叫法，据说即源于此时。南京东郊最为有名的钟山（也曾叫过蒋山、紫金山），时便称金陵山。

南京最早的一次“风水事件”则是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主犯”是秦始皇嬴政，时南京称秣陵。

据民国夏仁虎撰著《秦淮志》引《景定建康志》文，“旧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乃凿方山，断长陇，渎入于江。故曰秦淮。”嬴政为了镇压南京的“天子气”，破坏这里人风水，让当时的“龙藏浦”水流改道变向，具体地点在今天南京市江宁区方山石硊。此地我曾去看过，确有人士开凿痕迹，但是不是秦始皇破坏南京风水而留下的，无法考证。

但在五百年后，这里还是出现了天子，此人便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帝孙权。孙权在公元221年受曹丕封号为吴王。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建吴国。但武昌的风水不好，时有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就建业死，不就武昌居。”不久，孙权定都南京，并起名为建业——在此建孙家帝王大业。

但是三国时对南京风水情独钟的并不是孙权，而是蜀国的诸葛亮。据《建康实录》引晋人张勃《吴录》文，三国时刘备曾派诸葛亮到南京，因观秣陵山阜，惊叹不已：“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当时诸葛亮骑在马上，驻足地点是今天城西的清凉山下，如今此地有“龙蟠里”，附近还有虎踞关。毛泽东在1949年4月写了著名诗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其中的“虎踞龙盘”，即源于诸葛亮之口。诸葛亮当地的驻足地离我现居所很近，我晚上散步时会望着北流的外秦淮河水，枉自长叹一番。

在建康之后，金陵的称号流行了。公元10世纪时，徐州人李昪在此称帝立国，先称“大齐”，后易名“唐”，史称南唐。有一首很著名的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者就是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为什么李煜能写出这么漂亮这么好的词来，大概与受到南京这块“江南第一州”特殊环境的熏染有很大关系。南京风水最旺时期在明朝。

朱元璋在安徽随郭子兴起兵后，终灭元夺得天下。朱元璋定南京，受到了身边一些儒士的影响。其中冯国用、陶安、叶竞对南京的风水颇为推崇，积极建议朱元璋在此称帝。《明史·冯胜传》（卷129）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向冯胜的哥哥冯国用询问天下大计，冯国用回答，“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听了很高兴。

因为朱元璋本人对南京有偏好，下面的一帮人也跟着拍马屁。有一次，朱元璋来了兴致，命儒士们以钟山为题赋诗。有个叫邓伯言的对称，“鳌足立四极，钟山一蟠龙。”朱元璋听了一下子激动了起来，拍案大声叫绝。邓伯言以为惹怒了朱元璋，当时竟然吓得面如土色。图：位于南京东郊紫金南麓的明孝陵神道1368年正月，朱元璋如愿在南京当上了皇帝，建元洪武，改应天。但南京的风水能否撑得起大明万年基业，朱元璋还是存有疑惑。之前在此定都的都是短命王朝，所以到底定都在哪，一直举棋不定。《明太祖实录》（卷45）记载，在南京称帝后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年九月十二（公元1369年10月20日），朱元璋把定都的事情交付朝臣讨论，“初，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开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盘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这里的记载虽然说朱元璋对南京的风水满意，“足以立国”，实际上心里还是想异地建都的（这个曾在以前的博文中谈过（详见《朱元璋眼里最适合建首都的地方》一文）。 在其老家凤阳、关中等地建都无法实现的时候，朱元璋心仪的地方还是元朝都城大都（北京）。

让朱元璋对迁都一事直存于心间的原因，还有南京宫城的风水原因。当时，身边极擅堪舆的军师刘基，将皇宫卜选在偏离南京传统市中心的城东北角，当时的蒋山西南。远离六朝的皇宫旧址（中国民国总统府附近，我前面提到的今南京图书新馆向北一带）。这块新址原是燕雀湖，明的宫殿都是填湖后造起来的。地势前高后低，朱元璋觉得不吉利。

由于宫殿都是填湖建造成的，地基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情。虽然打了很多木桩，在处理地基上花了很多工夫，但时间一长，上面的建筑物发生移位，甚至有倾斜的现象。这成了朱元璋的心病，迁都的想法再次萌生。据清代学术第一人顾炎武的考证（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3），朱元璋曾说过这样的话，“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老矣，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唯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最后朱元璋还是听天由命，未能迁往北京。后来，朱元帝迁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帮老子了了心愿。

明灭亡后，清朝在南京设江宁府，“江宁”，成了南京的又一称呼。但这一称号在清末又有了新的说法——天京。

1853年3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陷南京，定都于此，改名天京，建太平天国。建国时社会格局并未稳定，清军仍有绝对的优势。有人建议继续北伐，打下北京，再定都。但洪秀全认为，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龙蟠虎踞，足可建国立业。如果当时洪秀全像朱元璋那样“缓称王”，继续北伐，推翻清王朝是很有可能的。可惜历史就是这样，不容如果。

南京的“天子气”在20世纪初再起显露了出来。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就职。但孙中山在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同意把政权让给袁世凯，但袁却不愿到南京当总统。同年的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直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才再度决定建都于南京，直至1949年后迁到台湾。

这么算起来，至少有10个朝代在南京定都立国，故南京官方现在对外宣传时不再是传统的“六朝故都”说法，而多称“十朝都会”。此说还是相当有道理的。但从中会也可以发现，王朝虽然多，却都是短命的。有迷信风水者称，这都怪秦始皇当初“方山一凿”。

南京，除了上面提到的金陵、秣陵、石头城、建业、建康、江宁、应天、天京称呼，还有冶城、越城、白下、上元、升州、集庆等别称。南京的城、郊都是丘陵地貌，海拔200—400米之间。南京是古今军事家必争要地，挟长江之险和群山之固，四周全是山，从西南往东北，江边有石头山、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幕府山；东北有钟山，城内北边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长命洲、张公洲、白鹭洲等沙洲也形成了夹江。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南京。整个城池，北高南低，确实易守难攻。

但要进一步深究南京的风水，就要说到中国古代堪舆家眼里公认的“三条大龙”。什么是“龙”？这是古代风水先生故弄玄虚的说法，所谓“龙”，就是山啊，“龙势”就是山形和地理地貌啊。不过，把山看成“龙”也比较形象，从高空中看，绵延的山脉确实就是一条龙。图：中国古代堪舆古籍中列示的“三条大龙”总图

我查了一下有关堪舆方面的书籍，大致是这样划分的：黄河以北的山脉属“北龙”；黄河以南、汉水以北的山脉属“中龙”；长江两边诸山是“南龙”。各条大龙中有余脉、支肪，形成“小龙”。“北龙”中最大的一条是太行，最长的一支为燕山，龙尾在平乐；“中龙”分三支，一支至西安，而尽关中，再一支生下幽谷，至嵩山，又一支到扬州结束；“南龙”中的祖龙是岷山，分左右两条脉，其中右脉生出四条“小龙”，龙脉最旺：一支为衡山，尽于湖南洞庭九江之西，再一超过桂岭，包湘沅，尽于江西的庐山；第三支自南而东，包彭蠡之原，经安徽黄山，尽于江苏南京。又于天目山分一支，尽于浙江。江西之山皆自五岭赣上来，自南而北。闽广之山自北而南，一支包浙江之原，北龙头在绍兴，龙尾在福建、广东境内。从古代堪舆术上来看，中国古代的三大都城北京、西安、南京，分列于北、中、南“三条大龙”结穴点上。

既然“南龙”中的一条到南京收势，那风水上的所谓真龙结穴之处在哪？包括给朱元璋皇宫选址的刘基在内的古代堪舆家们认为，南京的真龙结穴处是城东主峰紫金山（钟山)。朱元璋的孝陵、孙文的中山陵均建于风水最旺的紫金山南坡。可见，当初刘基将明皇宫选址近紫金山，用意相当明显。具体分析到南京这条“龙”，古代的堪舆考察更细。《堪舆杂著》是北宋人李思聪撰著的一部地理书，对包括南京、洛阳在内多个城市的风水作过研究。李思聪认为，南京的龙首在城西南几十里之外的牛首山，“自瓦屋山起东庐山，至溧水蒲里生横山、云台山、吉山、祖堂山而起牛首双峰特峙，成天财土星，生分一枝生吴山，至西善桥止，复于肘后逆上，生大山小山，右分一枝生翠屏山，从烂石冈落，变作冈龙，至麻田止。中抽将军山，过黄泥冈，起祝禧寺，至安德门，生雨花台前，至架冈门上方门而止。虽为钟山，应龙打水，归聚明堂。”

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朱元璋在南京定都后，发现南京周边诸山头向城内，呈朝拱状。只有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皇宫，无拱卫之意。朱元璋一气之下，允许居民肆意采樵花山，砍伐山林。又命人带着刑具去“处罚”牛首山，将牛首山痛打百鞭，又在“牛鼻子”处凿孔，锁以铁索，把“牛头”牵过来。虽然“牛头”被硬牵过来，但到了后来夺了侄儿朱允炆皇位，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当了几年皇帝后，还是觉得北京的风水好。加上当时最大的威胁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朱棣最终选择迁都，而把南京作为“陪都”，还是合理的，实际朱棣实行的是两京制。图：北京天安门城楼北京的风水比南京好在哪？从中国古代堪舆术上看，北京处于“北龙”中最长的一条龙——燕山山脉之上，海拔多在千米左右，龙势明显比南京的海拔两三百米要雄伟。与南京相比，北京的“天子气”则更重，北有燕山天然屏障，南是物产丰富的大小平原。从大局上看，东北的山海关，到东面的渤海湾，至山东半岛，则形成了北京的又一天然军事关卡。诗人苏辙诗《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中称，“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把北京的帝王气象说得淋漓尽致。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堪舆术也颇为在行，曾对北京所在的冀州一带风水大加赞赏，“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从朱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北京的地理形势是全符合传统的风水要义“左青龙右白虎”格局的，呈“四方朝觐”态势。

北京在风水定义中，有人也曾称“龙盘虎踞”，如元时人即认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据说这也是元从上都迁到大都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公元10世纪时的辽时，北京一度也曾叫过南京。北京的叫法很多，我查了一下，蓟城、燕京、中都、大都、北平都是北京的称呼。但真正叫北京的则在1403年之后，而在民国时间，又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三大古代都城中，成为“国家首都”的时间比西安和南京都要晚。北京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周武王时期，尧的后代被封于这个地方，时称蓟丘，后为燕国国都。“燕”的由来也因为燕山这条大龙的存在。

北京第一次“龙翻身”在公元12世纪中叶，时金主将国都由东北迁到这里。真正的龙兴应该是在元朝。但之后，北京也遭受了一次劫难，整个城市几乎被烧光了。此事发生于公元1216年，之前一年，成吉思汗将金政权逼离燕去，迁都汴京。蒙古军队轻易就占领了燕京。成吉思汗的军队进城后，将金的宫室整个焚毁。

成吉思汗无意于定都北京，但都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情况发生变化。深得忽必烈信任的和尚刘秉忠建议，元的都城迁定到燕京为佳，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改燕京为大都。并指定刘秉忠主持大都的设计和建设。刘秉忠依汉人传统的风水观点，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式安排了大都的功能布局，历时24年方建成，遂现代北京城的轮廓。

本来，在元灭亡后，朱元璋差一点就将都城从南京给迁来了。但还是因为风水不吉的原因，迷信的朱元璋最终还是呆在应天不走。在大都落入明军手里后，朱元璋曾咨询朝臣的意见。但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南方人，并不愿到北京就职，便称大都是元朝的亡国之地，王气已尽，不宜建都。南京是兴王之地，不必改图。 图：北京故宫

朱棣的封地就在北京，称帝前是“燕王”，对北京有很深的感情。风水轮流转，在朱棣当了皇帝后，北京风水也突然好了，群臣拥护，不再没有王气了。明朝是风水最为盛行的朝代之一，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留存了下来。其中有一本叫《葬经翼》，是一个叫缪希雍的风水大师写的。书中观点，就代表了有明一朝对北京风水的理解，“冀州者，太行之正，中条之干也。燕都者，此龙之尽，鸭绿界其后，黄河挽其前，朝迎万派，拥护重覆，北方一大会也。”

但北京的风水缺点也特别明显，由于离关外太近，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明中后期，不断受到北方蒙古人的侵扰，明帝王后期一度想再迁南京。清初无锡人、地理学家顾祖禹撰著的《读史方舆纪要》，被称为“奇书”，书中就点明了北京风水的要害之处，“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死救未至而国先亡矣。”这个观点，实际是从明朝让清朝灭亡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护京的居庸关、山海关、紫荆关、倒马关等军事要塞一旦失守，被对手控制住，北京城破陷仅是旦夕之事。

相比起来，南京和西安在风水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致命点。北京的供给也成为一大问题，北京的水源与城市发展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突出的矛盾，“风水宝地”的北京缺水，是一个威胁不弱于敌人的问题，历史上西域繁华的楼兰古城的突然消失，就是因为没有水，让“干死”的。在现代的北京，水荒日益严重，周边沙漠化，加上人口激增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在不少学者眼里，北京已不适合做首都，“迁都”时不时被提及，甚至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不回避这一话题，北京“沙漠化问题若不能控制，迟早要迁都”。

相比起北京，还有西安，南京的独特地理环境优势就显露了出来。四周经济发达，风气文明。东南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源自古就是富饶之乡，作为运输大动脉的长江，就在身边，比黄河更加便利。从历史上看，凡是在此建都的政权，从都不愁经济供给。从现代格局来看，南京的优势则更明显，所在的长三角一带如今已成为大陆经济最发的地区，与第一大经济城市上海相距离很近，人间天堂苏州、杭州、军事重镇芜湖、安庆串联一体。难怪，南北朝时代的的南朝文人谢朓即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但南京人现在自已却不自信起来，说是南京的王气彻底不存了，六朝宫城所在的总统府地区，让南京图书新馆镇压住了；紫金山西的“龙脖子”又被挖了一大洞——前年建的九华山遂道。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饭余的笑谈，包括我文中所提到的“真龙”、“天子气”什么的，不过是古人的一种理解而已。归根到底，一座城市能否发达，是与时代的选择和民众的努力联结在一起的，而不是什么天意！ （来源：倪方六博客，http://blog.sina.com.cn/lao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