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艳照门事件。或曰，艳照门有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当事件的性质发生转化，其所凸显的传播与社会管理的意味和价值也就迥然不同。

第一个艳照门是那台电脑所记录的不雅照片，它引发了如此众多的注意力，然而究其本质，这只是一个个人的道德取向问题。

第二个艳照门是犯罪嫌疑人盗窃计算机数据、触犯刑法，其传播艳照的行为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香港警方对涉案人员的果断处理方式及结果都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很不幸，事件很快演进到了第三阶段。

第三个艳照门是为数相当巨大的网民群体，哄传、下载、传播不雅照片，其性质可以理解为是一次有伤风化的社会失范行为，或者说是一次不良信息传播失控事件。在香港警方初步控制了事态之后，1月31日后，事件却在内地愈闹愈烈，大陆网络管理在艳照传播领域的“意外的”疏松及其后果，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观察家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疑问：中国的网络传播法规前后颁布了46种之多，一向给人以治理严谨之感，但是遇到艳照门这类突发事件，在法理和治理措施上却依然显得局促、迟缓和困顿，这是什么缘故？

除了对于网络法治和管理部门的诘问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指向那个称为“网民”的社会公众群体。当艳照门纳入传播控制轨道后，很多网民出现了情绪反弹，称网络监管损害到了网民的知情权和传播权。事实上，网络哄客对艳照的大规模辗转相传，除了涉及道德风化外，客观上也在助长犯罪。尽管对“再传播”和“自由下载”不良信息行为的法律界定目前还有争议，但由于大规模的艳照传播涉及未成年人保护，因此，艳照在网民中的无限制传播无疑亦属涉法事件。

网络传播的内容监管向来是一个在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难题，原因何在？简言之，是因为这里面有多个变量要考虑。这里，我们姑且以艳照门的内容传播为解析的对象：首先，传播内容如何定级？我们现在还没有定级的专门条例，大陆的诸多网站、网民打着“热图”的名号传播的情色图片，其性质常常是暧昧不明的；其次，受众如何区别对待？在任何传播业的管理中，对成人的管理都是相对宽松的，而对青少年保护则很严峻。没有对受众和观众进行定级，导致了相当多的法律空白。再次，网络监控达到什么样的控制程度？最低的程度，是先从站方着手进行信息控制；然后是对网民进行制裁；最后是从虚拟控制转为现实控制，责任追溯到现实人物。那么，我们究竟要要控制到哪一级呢？

按照这样的个案分析，在艳照门的内容监管方面就可能出现三个变量、七个选项，大致会有十二种以上的性质与策略界定，对网络“群体化事件”的定义如稍有歧义，相关法律规制就会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理解和执行过程中稍有偏差，则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及影响。我们希望在艳照们呈现这类事件的严重性和急迫性之后，有关法律专家和国家管理部门能够加快完善网络社会法治的步伐。

另外，还有一个显然的结论是，教育专家应该通过艳照门事件，形成对网络社会教化活动和网络文明建设的新认识，促进网络社会文化向良性方面发展。举本案来说，由于香港政府在事件的中期对传播行为属性的界定非常清楚：公开的大众传播犯法，朋友之间传播不犯法，因此从2月5号之后，很多网民就不通过BBS，而是通过MSN进行小群体传播，其威力也并不亚于大众传播。因此，结论是，要从根本上控制这种不良的网络传播行为，必须加强对公众网络道德观的引导。对于失范的网络传播行为，或许，其最终的管理结论是：最高级的控制存在于网络社会通过道德净化而达成自我和内心的约束。

艳照门的后期，是一个社会道德事件。关于道德问题，我们不可能像康德那样马上就以“浩瀚灿烂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令”来给万物立法。当艳照门呈现为一场针对人类社会道德治理的管理时，我们还只能像以往那样，最终借助于理性建构，来达成审慎判断、严谨立法、科学管理。因此，就网络社会管理的执行者而言，重要的或许还不是立即行动，而是谦逊的思考。社会公众对于艳照门的当事人的私人领域的道德审判需要谨慎，与此同时，网络社会管理者对待公共领域的道德、文化的控制也必须是科学而有节制的。而在当前，这种有节制性首先要体现在我们必须正视研究与管理的不足。

前文中，我们问及，为什么在艳照门这类突发事件的治理过程显得局促、迟缓和困顿？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我们的管理策略和管理视点更多的侧重于国家安全、基础信息安全、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等刚性的国家领域，而不是网络文化、道德建设、传播心理等柔性的社会领域。

艳照门事件中，明显存在有很多的社会联动，不仅事关法律，还事关教育、文化、道德、行业管理，还涉及对人性本身的思考。

艳照门是一个非常全景化的事件。这一事件再次说明，道德、生活、法律和政治不是分离的，它们统一于社会正义。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个人而言，我们都必须以更为严肃、谨慎、系统的工作，来破解网络社会所呈现的管理迷局。

说明：本文原系录音访问稿（感谢《解放日报》记者支玲玲记录整理），后发表于《广州日报》2008年02月27日我的专栏。此处发表的博客文章另有删节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