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场域中的南京：一个传播人类学的体验-杜骏飞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描述一个城市的性格是困难的，即使你所描述的只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一小群人——一并且假设其人其事亘古而未变。

如果从公元前四七二年越国大夫范蠡筑城算起，南京已有近两千五百年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之中，南京城的人类学谱系早已经历过无数次更替。据说，最早记载南京的私家专著要追溯到唐代许嵩所著的《建康实录》，但那也无非是记录了“建康地区”的城市风貌和人物事迹，你不可以为那是南京的“六朝阶段”；事实上，那自是六朝，而今天的南京自是南京。即使万里长江横亘依旧，十里秦淮蜿蜒依旧，即使江山依旧，风土依旧，但这个城市的物是而人非，应该早已是不争之论了。

如此，你如何再去度量南京的性格？我以为，南京人的现在，是实在的南京。并且，按传播学的视点，我以为从一个城市的媒介生态和媒介生活之中，大致可以揣测它的人民：面貌，及心灵。

我在南京待了二十三年，算是经历了它的整个“改革后”阶段。在我的这个媒介记忆中的第一页，就是南京媒体的繁盛。南京是省城，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新华日报》现在是江苏的地方党报，正座落在南京的心脏地带。它的同样声名显赫的子报《扬子晚报》创刊于一九八六年，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晚报，发行量据说有两百万份之巨。南京是全国早报、晚报、都市报生存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仅仅四百多万人口，聚集了九家早报、晚报和都市报，包括极为成功的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等报纸，和拥有众多品牌新闻栏目的南京广电和江苏广电。南京城内的报纸极盛时有十二份，即使现在的九份之多也可以创全国之最了。你是在寻觅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风流余韵吗？那么，这就是它的现代版。这个城市的居民是否酷爱读报？从统计学上，我们还无法这样直接推论；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城市爱办报，那是确实的了。

数量不是唯一的表征，这是它的新闻业所有内涵的缘起。因为报纸林立，所以竞争态势极其复杂。早年，国人所皆知的报业大战，最初就滥觞于南京。最为惨烈的低水平竞争时期，被搭售的报纸，只相当于一毛钱一份，还不抵其卖废纸的价值。

自然，作为质的竞争，南京也曾经得风气之先。昔年以深度报道红极一时的早期都市报纸《服务导报》，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人们或许不知道，它曾经是不少今天威震四方的晚报、早报的楷模，往来取经者曾不绝如缕。90年代初期，《服务导报》是以“订牛奶看早报”为口号的，这个十多年前的这个营销理念所诉求的两个元素：牛奶、早报，甚至今天依然是中国文化的时尚元素。

不过，我感兴趣的话题是：为什么南京的报纸做的这么热闹，却始终没有明星气质，（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更没有领袖气象？譬如《扬子晚报》，它的发行量很大，但其主要的特征却是一个“信息超市”，定位于荟萃一切典型的市井新闻，而与此同时，它明显缺少一般都市报新闻的软性和主观深度。这就是问题所在：它报道老百姓中间的事，但也就仅此而已。新闻记者主体的缺位，使得它在有影响的阶层缺少必要的文化影响。当有重要的国家大事发生时，你听不到它的声音，于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对它的评价自然就不会高。在课堂上，《扬子晚报》的文化追求无多，是被本地新闻学教授屡屡诟病的主要理由。按理来说，这颇为奇怪：南京是一个文化古都，人口质量不错，高校密集程度高——南京有四十七所高校，数量上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而总人口又大大少于北京和上海；在最新公布的“二一一工程”高校名单(共一百零七所)中，仅南京就占据八席。[1] 既然市民和读者如此之文化，为什么本地最大的报业集团所诞生的全国最大晚报《扬子晚报》却没有文化相、更不具备精英相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同样作为地方媒体的“南方报业”以一窥其原因。作为一个被视为最具有影响力的报业集团（南方集团）、以及最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地方性报纸的主编，杨兴锋自我总结说：“我们由此来确定《南方日报》的市场定位，应该定在整个报业市场的高端。我们要办高档次的报纸，吸引高端读者，吸纳高档的广告，这是我们的"三高"策略。这样定位之后，我们提出一个办报理念叫做"高度决定影响力"。我们的目标是把《南方日报》办成一张在华南地区的主流政经媒体，突出时政新闻和经济新闻，办成很有影响力、很有权威性、很有公信力的主流政经媒体。”[2]

我曾经就此询问南京新闻界的部分高层领导，他们告诉我说：无论如何，南京的媒体是不会、也不敢提出类似于南方报业的口号的。但是，为什么？对方苦笑。我以为，除了意识形态的管制原因、媒介领导人的个性原因之外，这一切，还应该有一个地域文化上的解释。以我对这个城市的人类学观察，原因来自当代南京文化的温暾水效应。不是说南京历来是文化的温暾水（想想在南京历朝历代所发生的惊心动魄，想想仅仅在五十年前发生的那些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而是说，今天的南京已经经历了文化的沸腾期之后，又一次逐渐转凉。而思想理念的温和、保守，可能跟这个城市屡经兴衰有关。南京的城市历史是比较悲剧性的，因为饱经战乱、朝代更迭的原因，人口多次流失殆尽，然后外部人群重新迁入。现在南京相当多的所谓南京居民，就是来自于安徽、苏北等地。还有——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南京曾是旧朝民国政府的所在地，今天的南京其实是一座废都。废都的心态，是很奇特的：一方面，“我们曾经阔过”；另一方面，在贵族的面孔之上，它未免要蒙上一层没落的颜色。领袖群伦、号令天下的意识，南京的文化人没有，也不敢有。

不过，同样出于文化基因的原因，南京也有新闻的创新，譬如南京的电视业就有自己的骄傲：诸多新鲜的新闻新观念是在南京被提出来的：十五年前的“电视深度报道”，五年前的“民生新闻”报道，两年前的“公共新闻”报道，尽皆在当时的新闻界如春雷乍起：一方面观者如堵，另一方面响者云集。观者如堵的意思是，像江苏台和南京台的《南京零距离》、《法制现场》、《直播南京》等名牌栏目，都曾创下国内绝对收视率的最高记录，作为地方台，竟能有如此骄人业绩，不禁令人深思。响者云集，则是众多模仿者跟从其后、亦步亦趋，有研究者指出：《南京零距离》成功以后，许多电视台纷纷跟上根据各自地方特点"克隆"各地方版的"零距离"，有些模仿节目甚至青出于蓝——比如临近江苏的安徽省台推出了《第一时间》，节目开播后在极短时间内冲刺到省级台晚间时段收视第一（非电视剧类），最高收视曾经惊人的到达29.8%，市场占有率甚至超过20%。[3]

在一个温暾的城市里，这些创新又是哪里来的？最可能的解释还是与文化有关。记者人群为了释放其精英意识，要求创新；南京的知识分子人群与媒介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也为其新观念的发轫提供了帮助。颇多知名电视栏目的制片人和一线记者正颇多来自南京的高校；而当地的新闻学、社会学学者，则更是直接推动了它们的创制。关于后者，以作者有限的观察，仅仅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群体前后参与的重要电视栏目研发活动至少有八九个之多，包括《南京零距离》、《法制现场》、《直播南京》、《1860新闻眼》这些一流栏目中之最著名者。

问题是：除了收视率之外，这些创新栏目是否实现了创制者的理论要求呢？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我的回答是：没有。以“民生新闻”报道为例，它现在慢慢褪去了思想的光环，逐渐沦为了“市井新闻”的集大成者。研究者对所谓民生新闻的特征是这样归纳的：内容上关注“日常状态下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及所想所惑”，表达上“新闻体裁和文学体裁的特点发生融合，常常并不严格按照新闻的结构来表达，语言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或更加口语化”。[4]也有学者认为，对民生新闻现象的解读可以分为三种话语。一种是本土化话语，认为民生新闻是地方电视台运用本土化、本地化策略在央视新闻的强大压力下突出重围的成功尝试；一种是平民化话语。认为向受众回归是中国电视改革10年来的大趋势，而以民为本，关注日常生活琐事的民生新闻的出现不过是这一趋势的深化和发展；第三种是民主化话语，民生新闻的未来可以建构为市民公共领域，能否成为民主进化的助推器。这是研究者们对民生新闻提出的一个比较高的期许。[5]

很遗憾，随着年深日久，“民生新闻”并没有像研究者那样名至实归，相反，本土化话语被视为不安分守己，平民化话语被批判为庸俗化、娱乐化，民主化话语更是无疾而终。日渐消沉的新闻意志与铺天盖地的批评批判使得“民生新闻”的生存空间开始逼仄，质量和口碑也走上了下坡路。这个过程的机理是：它一直在被批评，这批评不仅来自管理部门，也来自学术界，并且这两种批判产生了合力。从管理部门来说，新闻对于民生中负面的东西暴露得太多，新闻蒙上一个灰色的定位；地方官员甚至认为它对城市形象宣传不利。林林总总的管理部门都有意见，都特别开过会，对它提出过批评，甚至有传闻说，“民生新闻”在南京的代表性栏目《南京零距离》、《法制现场》、《直播南京》都差一点就被勒令撤销。要保持对“民生”的追求，又要不触及新闻管理的禁区，于是，南京人的电视视野最后日渐“日常生活化”，乃至车祸、马路纠纷成为了新闻的主角。此时，学术界开始有意见，批判它剑走偏锋，着力去做自然主义的庸俗报道，缺少深度。当以上两种批判产生合力之时，“民生新闻”的新闻意志变得愈加消沉。

两年前的“公共新闻”报道理念出炉后，其遭遇与“民生新闻”如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其沉沦的周期更为短暂，而在官方话语体系中的下场更为悲剧而已。

在这些纷纭复杂的新闻过程中，我们所能够清楚看见的，无疑是南京这座城市性格中对立的两面相互博弈的结果。敢言还是噤声，前行还是逡巡？这是一个问题。依照当代南京的城市文化生态来推测，问题的答案则通常：以“为天下先”作为开始，以“为天下后”作为结局。因此，不论“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在国内的其他地区前景如何，在南京的一切结果，在其开始之时即已注定。

不过，虽然在宏观的理念层面上，南京的媒介生态面临着无可如何的困局，但是在微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活上，南京市民却享受着其他城市难得一见的“公共性”。

这种“公共性” 首先是表现在市民们似乎可以借助媒介和主持人之口对城市生活进行议论、解答和讽喻。比如《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孟非，最受欢迎的节目内容之一就是“孟非读报”，一个体现直言和机智的评论内容。据说，南京的市民有人经常拿《南京零距离》下酒，看一段喝两口，就是觉得报道的痛快；当然，里面的诸般市井热闹也很痛快。而说道直言的影响力，我更要提及红遍南京城的“东升热线”，该节目已经成为了南京媒介生活的奇观：其主持人李东升，从新闻职业规范来看，颇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他“仗义执言”的风格却在市民中间威望很高。我每天坐出租车上下班，经常一上车司机就在听东升，早几年几乎百分之百的车都在听，近几年南京广播界则出现了一些模仿节目，一样有大批拥趸。于是，每天我就被迫忍受着司机们对“东升热线”及其类似节目的恭维。

东升的新闻风格是很奇怪的：蓝领工人式的南京口音，挥拳撸袖、大声咆哮的台风，必要时可以拍桌子骂娘，有时甚至其与听众、观众的对话也很不斯文有礼。但是他显得非常草根，所以享有直言者的威望：市民希望他骂人，他骂了，人们就喜欢他。

也许宣传管理部门对东升不满（曾经为此红牌罚他走下主持人的岗位），包括电视台内部，反对声音也很大，但是他就是长盛不衰。这也和南京的城市特点有关系：南京人爱“绍”（方言，指冗长的说话），也喜欢打抱不平。这些特点是属于北方的——南京虽然地处江南，由于移民原因，在集体性格上却没有典型的江南味。南京的市民风俗是北方化的，园林建筑是北方化的，甚至口语也是北方方言区的（在南京听不到吴侬软语的事实，是颇让北地客人意外的）。如此，来自媒体的声音有些北方气质，那也就不足为奇。

就此来观察南京市民的特征，市民中急公好义、爱管闲事的人特别多，这是“苏南”各城市中你所能仅见的北方风景。这种对公共生活的关心，不是寻常可以想见的那种内心火热、外表冷漠，而是实实在在的溢于言表。有研究者把南京论为“外地人眼中的天堂”，并且推究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南京的性格是如此的简单。[6]前些天，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来我所在的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讲学，谈及这样一件事情：他和夫人在金陵饭店打车前往附近的一个商场，的士司机诧异的责备他们，这么近？你们还打什么车？！许先生对我说，我去过国内诸多城市，只有南京的的士司机会这么说、这么做。南京人浅显易懂、不精明、古道热肠，“欠缺的是成熟与野性”，[7]不过，这个恐怕也是南京可以成为“外地人眼中的天堂”的原因吧？

江南人的俗话将南京人比作“大萝卜”，就是在说其质朴、率真、憨直。正因为如此，当南京市民遇到一个超级南京市民——比如“东升热线”的时候，后者就容易升级为市民偶像了。

类似东升热线这样的热潮还没有退去。近期，南京的草根英雄行列中居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典型：身为某报社主编的吴晓平，也成为了体现直言评论价值的电视脱口秀的主持人，而且风格也类似东升：说话快，嗓门大，管闲事，并有着更加南京的南京口音。唯一不同的是，他的主题更加日常生活。吴晓平一刀捋不断的条分缕析，溢于言表的忿忿不平之气，这些都使得他不出意外地得到了南京市民阶层的崇敬。这样一个人，只要他在马路上一站，开始说话，那条马路立即就会成为市民广场。我作为听众，对他的节目的理解是：负责“绍”一切话题，并批评一切人。事实上，他的节目名称就是： “老吴绍新闻”，并且对他所面对的大小事件、大小人士皆以爱之深责之切待之。

在孟非、李东升、吴晓平身上，典型地寄寓了普通南京人的话语理想。他们或许认为，一个媒体英雄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人：热心而有激情，怀抱正义，爱臧否人物是非，并且嗓门大。

请注意刚才我在这里用了一个修饰语：普通南京人的理想。我的言外之意是，市民阶层和精英阶层对此一话语典型的态度未必一致。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孟非、李东升、吴晓平的节目再火暴，高阶公务员阶层却仍然颇多抵触，知识阶层则持不冷不热的无视态度。他们的节目始终属于那些草根市民，收视率在高点，影响力却在底层。这个奇特的矛盾，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把分析的焦点放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的差异上，那就与本文的主题无关的太多了。我还是试图发现：或许是那些地域文化的特征，成为了其中的重要原因。

我的解释是：南京的市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来源不一。前面说过，南京近百年来的市民成分主要来自安徽东部和苏北农村,与一小部分向上流动的后裔相比，更多的草根市民家庭仍然相传着淳厚未凿的文化特征。而在为数众多的高校、科研机构，乃至更广泛的文化领域，规模可观的知识精英人群则来自这个国家的东南西北。如果要为后者作一个个案解析，可以举南京大学为例：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有学术声望的大学之一，其实主要号召力仍然在东南地区，说到清华、北大，是没有模糊含义的，不过说到“南大”，北方人现在仍然习惯于理解为“南开大学”，而华南地区则颇多理解其为一个地方性大学。因此南京大其核心的优质生源明确的指向江、浙等江南地区，只有这些地区的最优秀子弟会毫不模糊的认知南京大学，并将其与北大清华等量齐观。如果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情况也近似于此，那么，这样的文化累积的结果，就是南京知识人口的非江北农村化与草根市民阶层在文化上形成了日渐清晰的分别。在这种情形下，要求所有人都认可普通南京市民的话语理想，是不可能的。而以下电视生活景观的出现也就自然而然：夜晚，普通市民们关注孟非、李东升、吴晓平，而知识人群则大都还是在看CCTV，或者什么台都不看。

无疑，南京城仍然是以南京普通市民为主体的。一言以蔽之，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媒介生活，当下他们和它们所干涉的大都是微观社会生活，并且这些微观社会生活的旨趣与精英分子的宏大叙事大都相去甚远。

当然，微观生活未必就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务，当这些生活与城市文化相互联系时；市民微观社会生活的旨趣与精英分子的宏大叙事未必就不能统一，当这些旨趣与公共空间相互纠结时。

迄今为止，我所目睹的南京本地新闻事件中，能够吸引最广泛的城市居民注意力的新闻，来自城市建设的批评事件。即使这些城市建设的新闻有时大、有时小，但都无一例外推动了南京媒介生活统一战线的形成。

南京是古都，南京也是一座全国著名的绿化城市。关于后者，所有的南京居民都会对一个外来者骄傲的说：看，我们南京的树。关于前者，南京号称“六代帝王国、三吴佳丽城”，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南唐、明(洪武)、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政府都在此遗留了文化遗产，承载南京古都气质的并非只是区区连绵的明城墙、蜿蜒的秦淮河，而是遍布新老城内、大街小巷的所有风物，山、水、城、林，皆是文物。所以，在南京搞城市建设是困难的，困难不是技术，而是要过民意关。在这个问题上，工薪阶层和精英人群的立场和态度空前一致：文化优先。——你是在寻觅南京作为文化名城的传世精神吗？那么，这也是。

所以，每当有城市建设触及古都的文化遗产和绿色遗产时，南京的民意就会异乎寻常的升温、沸腾。遥想十多年前，南京的一位以“砍树市长”闻名的干部（现已下岗）指挥城建部门为了扩建道路而砍树时，广大市民在媒介的引导下无比愤怒，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甚至抱着大树作誓死捍卫之语；当中山路上一排几十年树龄的法国梧桐倒下，保树的市民们痛哭流涕，场面极其感人。以至于十多年后，从媒介报道中可以看出，南京市民中各阶层对 “砍树市长”的口诛笔伐仍然没有止歇。

砍树事件不是个别事例。去年此时，南京前湖盖温室事件作为媒介议程正如火如荼。有读者发现南京中山植物园二期工程树叶型温室建筑将深入前湖三十米，直接破坏这个紫金山风景区最大的水源地，并向《现代快报》报料，《现代快报》派出记者连续报道了一个多星期。报社一开始安排了两个文字记者和一个摄影记者进行报道，随着事件不断升级，报社另外加了4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并且开通了读者热线。读者热线开了将近一周，每天都有七八十个电话，接线的实习记者说，她的耳朵都听疼了。类似“前湖事件”这样的报道很多，仅仅在《现代快报》，紫金山上的东部休闲中心案、琵琶中心违建案，都被毫不妥协的追踪报道了很多天，最终的结果也都是媒介和市民的统一战线获胜：前者调整了方案，后者被拆除了。与此类似的事件还有“下马坊事件”、“二公祠被拆事件”、“玄武湖边建豪宅事件”等，吸引市民的广泛参与和媒介紧锣密鼓的报道之后，这些事件大多有了比较圆满的结果。当《南方周末》记者为此采访我时，我说，“如果没有媒介的公共化进程和新闻竞争，也不会有今天的‘南京现象’。”此语仍然不够全面，事实上，如果没有南京城市性格的急公好义和对文化遗产的敬重，“南京现象”仍然不会如此蔚为壮观。

自然之友会员、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的记者李群介绍过两位年过半百的南京普通市民，一位叫王少明，一位叫刘光华，他们的每个星期天都是在紫金山上度过的。1990年代以来，随着景区的不断开发和登山人群的增加，垃圾也逐年增多，两人发现了这些垃圾，从此开始了不遗余力的奔走，他们向中山陵园管理局和一些驻区单位反映，一部分驻区单位清走了垃圾，还有些单位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又请新闻单位曝光。环保记者和热心环保的市民们为此还身体力行，组织了多次拣垃圾的环保公益活动。这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媒介互动，记者人群与市民阶层产生了更密切的社会生活关联。

另一个例子则更加典型反映了知识分子力量与市民力量的联合。2001年的9月初，东南大学法律系教师顾大松与他的同事施建辉在登临紫金山最高峰头陀岭时，意外发现这里冒出了一个巨大的正在施工的圆柱体建筑物。经过了解，才知道是中山陵园管理局在兴建“观景台”。就在这时，市民也向《南京晨报》作了反映，该报于10月13日刊出首篇报道，转述读者的疑问，并表达对这样一个太丑的庞然大物破坏了紫金山之美的意见。这一报道对顾、施二人触动很大，作为法学专家，他们查阅了相关法规后，认为南京规划局在对观景台的规划许可中没有依法行政，作为购买了年票的游客，与之形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有权对该规划许可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他们将批准这一项目的南京市规划局告上法庭。在各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紫金山上的观景台最终被停工并炸毁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市民、精英阶层和媒介的合力。[8]

每逢有重要的城市建设批评案例出现，报社、电视台的热线电话总是热的烫手。南京市民显然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一旦看到什么不满意的时政，马上会给媒体打电话，通过媒体把声音表达出来。但是，另一个显然的事实则是，只有在有关城市建设的议程上，这些民意才能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才能得到媒介的最大支持，与此同时，这些声音也才能得到政府的理想回应。原因何在？如果你只是从宏观的中国政治生态上来作解释，那会缺少足够的说服力；而如果你考虑到南京特有的城市历史和市民文化，这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关于南京的城市建设与媒介生活，同济大学朱锡金教授认为，南京的“城市规划实施过程是行政力、民间协调力和市场力的利益博弈与分配的过程。”说得极好，我要补充的是：南京特有的民意协调力从何而来？只能来自城市文化和市民的公共性特征；以此为先导，媒介议程与公共议程的整合成为可能，所谓民意协调力也才成为可能。接受采访时，我的原话是：“一种‘公共领域化’的趋势已经在南京出现。公共领域化有几个主要特征，一是要有参与者，二是有媒介———交流的平台，三是要达成共识，这三个特征，‘南京现象’均已初步具备。”“而媒介公共领域化会有效缓解当今社会的二元对立，成为行政治理的缓冲。”[9]

不过，除了政治学的含义之外，我以为南京市民对于城市建设的倾心关注，事实上还是在承载某种历史记忆；而另一方面，南京媒体对该题材的反复报道，更像是这个特殊城市的文化仪式——一个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持久的仪式。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曾指出，世界本身是通过分类而创立的，仪式重复叙述这一分类结果从而把它吸收的知识传之久远。……这些贮存和传递的知识可以分为关于自然的信息和关于社会的信息两类，而在形式上则有用言语表达的信息和用行动表达的信息。所以，一个仪式序列在“充分”实施的时候往往一再重复自身，把信息多次重复地发出去。[10]对于自身的久远的历史，以及曾经附带的文化自豪感，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已经很难通过一般意义上的乡民风俗仪式来表现了；于是，南京民众找到了合适的替代品：媒介。使用媒介文本来表现自身的文化记忆，其路径和方法包括：不断设置类似的与城市故迹有关的议程，以表现南京作为古都、名城的自我意识；不断吸引市民竞相加入讨论，以彰显怀旧的集体文化力量；不断提出对于城市面貌的未来的追问，以探索城市生存的新的价值。并且，这个非凡的城市文化人类仪式得以巧妙地表现于大众媒介之中，其中另有符号上的象征涵义——至少有以下几个深刻的理由：它可以是经常的；它是被广泛参与的（在这样的议题中它可以完全融合精英阶层和普通市民阶层的意志）；它含蓄、曲折而凝重，宛如夕阳在古城墙下投射出的、忧郁而诗意的阴影。

近二十多年，南京的媒体翻涌过很多的波澜。这些波澜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南京传媒生态的特点，也让我们能够解读南京的城市性格。与人际交往经验中整个城市的温暾印象不同，新闻场域中的南京极具矛盾的个性，它由一系列的阶层、心理、理念矛盾而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社群文化，其所凸现的是作为特殊地理部落的人类学属性。我在这篇小文中，至少提及了以下三个矛盾所致的张力：旧都市的文化没落与新城市的文化自尊；草根市民的淳朴憨直与精英阶层的创新精神；政治生活的谨小慎微与保卫文化的意识形态冲动。

但是，仅仅这一切仍然不能概括南京的全部。因为从传播人类学的视野来观察，南京在流动着，它在缅怀，在重建，在抗拒和妥协，多种力量的角逐导致了在媒介表现上的多重信号博弈。

我们需要更多的阅读和更多元的解读，更重要的还有研究者的耐心。只有时间，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切。时间全知全能，而我们一无所知。

我现在在谈论一座名叫“南京”的城市，是在谈论时间，这一不可言说之事物。——如果谈论其他的什么城市，或许也是如此。提到南京，人们都知道浆声灯影的秦淮河，虎踞龙蟠的石头城，那已经是代表过去的“往事”。提到南京的人物，人们会想到六朝时期那些超迈流俗的名士，想到思想家魏源、书法家颜真卿、医药家李时珍、金陵八家之首龚贤、诗坛祭酒袁枚，诸如此类，但是这些人也已经风流云散。那么，你如何诠释一个迥异于历史的新的南京、一代背负着与自己几乎没有关系的历史的新南京人？

我总在设想，后世的学人，悬想二十世纪末年、二十一世纪初年的南京，其渺茫之感，大约会和我今天回瞻历史一样吧？而他们理解今天的钥匙，或许，也会是曾经公之于众的、当下的媒介新闻。

附笔：有访客提到《金陵赋》，这是我的闲时旧作，金陵的历史已经风流云散，唯余纯粹的诗意和美好的想象罢了。录此留存：

金　陵　赋

帝宅山川，江南形胜。龙行地理，虎象天文。此处也，襟带江淮，烟霞栖于上野；衣冠吴楚，云水响自贤人。飞甍重檐，贡院春秋龙浦；抬梁穿斗，奎星天下文枢。九重城阙，白袷尝驰朱门；万顷波涛，银鳞每弋玄武。饮诗月下，谪仙人之扁舟；雨石天成，释迦佛之舍利。铁笔丹书，文将军之明堂；崇阿上路，孙总统之神宇。松柏森森，梧桐迤迤。天禄立立，辟邪听听。名士青山草长，高邻素壁风清。

或闻花舞梅园，人迎桃渡。巷隐乌衣，洲浮白鹭。淼淼莫愁，凝凝甘露。栖霞云路三千，牛首春光百五。心驰唐诗晋帖，谢草郑兰。李扇柳衣，琴心剑胆。秦淮风雨如画，桑梓烟云难收。赞曰：高城月明，东南群星尽寂；极目天远，上下一览无余。宾客登临，灵谷光照有缘；山河指顾，金陵眼空无物！

忆往昔，秦腾紫气，楚勒金屯。吴倚建业，晋夸台城。鱼龙雀马，宋齐梁陈。南唐伏武，后主飞文。太祖应天，朱明烛地。天京一时兴废，民国半世浮沉！百代朝复暮，十朝梦与书。民旋仆而旋起，序维晨而维昏。衮衮英雄振袖，闻鸡起舞；滔滔烈士摩肩，击水断流！把酒悲风，飘风发发；凭栏望海，沧海沉沉。

千尺雨打，大江东去；一声莺啼，琅苑春回。今世艳阳朗照，绿柳新裁。淑气渐满，祥光为开。碧草参差，卿云缤纷。火树筹国以不夜，银花惜民以长生。星罗灯盏，百里天街远眺；日暖楼台，四时云汉高兀。妙木挺秀，王气播于钟阜；丹霞流晖，龙光射于斗牛。闻金阙之晓钟，鸿雁北往；证玉阶与仙仗，鲲鹏南图。歌曰：苍山悬流火入画，朱雀舞鸣琴出尘。天池纵一苇横渡，月影浮万籁飞升。金陵如此气象，海内如此江山！

于是黄花传宴，红叶催诗。矜桃李以作赋，折芝兰以迎祥云尔。

注释：

[1] 教育部、财政部，《211部协办2005[6]号》公告。

[2]《打造最出色的媒体群--南方报业集团总编杨兴锋聊天实录》，引自：搜狐网站（http://www.sohu.com/），2006年10月26日上网。

[3] 周炯，《意识形态梳理与主流媒体构建——新意识形态下的中国电视民生新闻》，载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网站，2006年10月26日上网。

[4] 李舒、胡正荣，《“民生新闻”现象探析》，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

[5] 孟建、刘华宾，《对“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的理论阐释——以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为例》，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7期。

[6] [7] 参见：赵东华，《南京的性格》，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8] [9] 关于南京市民对于城市建设的报道内容，及其有关对我的访谈，参见：鞠靖，《南京城市建设在辩论中进步》，载2005年6月3日《南方周末》。

[10] Leach, E. R., 1966, Ritualisation in man in relation to conceptu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J. Huxley ed. A Discussion on Retualization of Behaviour in Animal and Man, London. 转引自：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3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