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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媒介,需要朴素的讨论。 媒介是一个抽象名词,严格来说它是不可数的;媒体是一个具象名词,它是可数的。我们看见、听到媒体,而感到媒介。

一个有意味的事实是,今天我们谈起媒介,通常是使用它的复数,而说到媒体,却总是使用单数。这就是问题所在。  

泛媒介
 
 泛媒介(pan-media),它指的是属于新媒介时代的媒介。它不是任何一种媒介,它是媒介的媒介,就像一口真正的“平底锅”,装得下所有的媒介。在理论上,我们把它定义为媒介的平台。要言之,互联网,手机,或是别的什么新媒介,它可以是所有媒介;而一个网络媒体,从形态上说,也可以包容一切媒体。 “泛媒介”一词是我在2000年的发明,此后我所有的理论建构都基于它展开。我曾经设想,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我会如何推演有关网络传播的逻辑?在这个被称为网络时代的时代,我们的精神是后现代的,我们关于媒介和自身生存的意识也是如此的分散、不确定和边缘化。就网络发展和学术讨论的动荡不安而言,泛媒介这个概念,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理论栖身之所。 作为传播学的想象力的化身,麦克卢汉曾经谈到过“一种媒介使用另一种媒介”(1971)。只是,那时他所不能想象的是:未来到处是聚集了从前所有的媒介的媒介。 今天,因为网络聚集了从前所有的媒介,我们称它为泛媒介;因为它聚集了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所有人——我们称它什么?社会。 当我说及“网络”(network)的时候,与我说及“互联网(或因特网)”是不一样的。“网络”是我口中的有关“互联网”理论特性的恒久之物,换言之,就人类交流的理想道路而论,互联网可以消失,而网络不会。

什么是“网络”的传播?如我所言:它的媒介是“泛化的”,“泛”,在这里取分散化、全景化、扩展化、与一体化的意思;它的使用者是“媒介化的”,人可以成为信息的本身;它的泛传播模型是环态的、动态的,而不是链式的、静止的,这可以确保它可以通过自组织而改善。 我并且曾说到:泛媒介传播时代与以往任何传播时代的核心区别是——媒介不仅仅是信息,而且还是人,人成为信源、通道、信宿的同一体;人类传播的层极不会消失;全景化的交流响应将取代通常意义上的反馈;它以提供窄播的可能性的方式,达到宽播的必然性;它完全不是与此前成熟的诸媒介的竞争对手,而是它们的改革者。它是物理的心理。(2001) 如果看到我对它的图解,你会觉得,这个有关网络的理想之物,的确很像是一张网,一个因为有时间纬度的、不断转动的、在视线中仿佛有重影幻觉的人类交流之网。 

新媒介即人

  麦克卢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他的思想的价值永存。对麦克卢汉的合理的继承应该是这样的:保持着他思想的方向,跨越他的思想之墙。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新的新媒介”,正不停的作着这样的跨越。 当麦克卢汉说:“人的感觉——一切媒介均是其延伸——同样是我们身体能量上固持的电荷”(1964)时,他是在说,人的知觉和经验在通过媒介传递给他人。这里,问题的要点是人所希望认识的客体世界。他又说:“新媒介不是人与自然的桥梁,它们就是自然”“它们就是真实的世界”(1969),这里,核心仍然是客体。

从本质上理解,麦克卢汉思想的真实表述不是“媒介——人的延伸”,而是“人——媒介的延伸”;在那里,决定性的事物、以及我们注意的焦点是媒介。因此,麦克卢汉式的焦虑在于:“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和形式”(1964)。

然而,当我们见证到的“新的新媒介”嬗变为web2.0意义上的互联网时,麦克卢汉的焦虑已经可以中止。固然,新媒介仍不复为媒介,但是它也不再是自然、现实、或者虚拟的现实,而成为了人。 介体隐匿了,而主体诞生。

在人、媒介、世界的交流平衡中,“新媒介即人”的时代与麦克卢汉时代相似的是,它们都抛弃了介体。但是不同的是,它没有再次走向客体,而是走向了主体:人本身。 “新媒介即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信息与人的合而为一。这里,新媒介与麦克卢汉时代的媒介差异在于,当人成为媒介的核心,人类将从此不必屈服于信息的异化;当人成为媒介的唯一时,人类终于可以在一个令批判哲学家不安的“媒介时代”,从对技术的怀疑走回到对人本身的思辨。这似乎是哲学的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 web2.0意义上的互联网,是人,因此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总和,它可能是指人的所有的社会属性、结构、功能和联系。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网络传播,那么新媒介所表现的“新媒介即人”,人不是单数,也不是复数,而是不可数名词,是类似于“人类”的抽象之物。

它是整个人类现实生活的总体反映。它的本质和前景如此:未必是现在已经做到,也许会在3.0或者4.0时代可以更加明确的实现。不过,在web2.0的时代,我们已经感到。 博客、RSS、播客、新一代搜索引擎,它们正在契合着web2.0的定义。在可见的未来,这个行列将越来越显得波澜壮阔。 当它们在互联网、电信网或家电网上,整合为终极意义上的泛媒介,人类无疑将开启新的文明。 2004年春,我在南京大学博客研究沙龙上说,博客对于传播学的学理意义在于,它使得传/受一体化成为更为普遍的网络应用,自由出版也因之比以往更具有现实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博客的在线交流系统具有自组织性,这使得信息交往具有更强烈的意义生成功能,交流者则拥有了更为坚实的自我社会化能力。

而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确信,从博客的广泛应用开始,新一代的网络传播圆满地并存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人内传播这4大传播类型,其作为媒介平台或“泛媒介”的属性已名至实归。 web2.0是一种技术,文化,还是意识形态?曾经,这是一个问题。

我的回答是:它是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的记号在于:人对于媒介的集体意识的伤口开始愈合,作为异质的媒介终于被机体吸收、成为人体组织的一部分。媒介成为人。

“人成为媒介”与“媒介成为人”的表述,其所指是有差别的。后者代表着:在一个后麦克卢汉时代,人已可以不再是媒介的对象,并且,相反的是,新媒介重新成为人的附属物,并随人一道成为主体。

自大众使用“大众媒介”并被媒介奴役以来,还有什么时代比这个时代更壮观呢? web2.0不完全是媒介。在媒介的深处,始终蕴育着人类对媒介的征服。

我对全球博客大赛的寄语:……显然,象长征一样,博客也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它第一次使我们的社会可以如此壮观而有序地存在于虚无之空间,第一次使人类的个体与群体之间从技术理论上保持了完全平等的言说、记述、出版、媒介交往和影响他人思想的权力。博客是宣言书,博客是宣传队,博客是播种机。 在静谧中狂奔的新媒介,意义深远。我们天天的采集,只是它部分的可能。 

结构即内容

 
 我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对新媒介来说,结构即内容。新媒介的内容不是依靠孤立的文本实现的,它是依靠一个强大的自组织的具有意义生成功能的结构来动态展现的。 异质的介入,能够改变事物的属性。比如硅和SiO2。后者的水溶液在一定的地质条件下可以结晶成较大的晶体,这就是水晶。水晶在亿万年的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包裹体的存在而形成一些特殊的宝石品种,如发晶、石英猫眼、星光水晶。

人类媒介的漫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被异质不断侵入的历史。 不过,仅仅是事物自身结构的差异,有时也已足够。比如甲醚和乙醇的每个分子中所包含的,都是两个碳原子、六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仅仅由于原子之间的排列顺序不同,就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化合物:前者是气体,几乎不溶于水,后者是液体,能和水混合。有时,结构导致的差异,可以是颠覆性的。石墨和金刚石,它们的分子都是由相同数量的碳原子组成的,如果碳原子以平面状结合就是石墨,如果碳原子以立体状结合则是金刚石。它们的价值判若云泥。

新媒介是下一个例子吗?看来的确如此。互联网现在已经成为媒介的巨无霸,它的局部内容平淡无奇,它的整体令人惊异。

泛媒介是一切旧元素的组合。

泛媒介的革命,不同于旧媒介,它是从结构开始的。 迄今,偏见仍然盛行。来自旧媒体和旧媒介的辩护者以为,新媒介只不过是一种“形式”。

当我们认为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内部结构仅仅是一种“形式”的时候,我们是在忽视外力产生作用的可能,当然,更忽视了结构足以改变人类事物本身的能力。

培根说过,形式“不是别的,正是支配和构造简单性质的那些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规定性”(《新工具论》)。我们不能忘怀于此:作为形式的结构,甚至可以对规律起作用。这里,形式不是形式。 对于新媒介来说,内容固然决定形式,结构则决定内容。而后者更为重要。此间,哲学没有一分为二,只有三合为一。 对于目前代表web2.0时代的网络来说,如果能够呈现出良好的结构,那么它的系统内容就自动生长了;并且,它的意义会比文本本身更强大。

这是每一个参与网络沟通的网民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你并不仅仅是在参与沟通,而且在参与结构。你在加入一个宏观的叙事,而它的内容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强大。因之,它亦使你本人更强大。

这是每一个新媒介的内容生产商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你有C2C的文本,我承认,但是其他媒体也会有,甚至其他媒介也会有,甚至——传统媒体也会有。但是你结构了吗?如果结构了,才真正拥有泛媒介意义上的真正的内容。

这种因为结构化而自动生长的内容,以及它所形成的社会沟通力、社会交往力,是以往我们所没有见过的。 博客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方向:寻找结构。

结构的二分法:量态结构、质态结构。另一种:时间结构、空间结构。从理论上说,结构所诉求的媒介能指,以及我们对媒介结构的实践——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网络媒体的工作不是一种工作流程,它应该更加关注中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中观结构是对于信息流向和信息文本效用的总体设计,是网络媒介的核心竞争力。微观结构则包括标题、正文、评论、跟帖、标签系统以及你所能想到的所有可以服务于人的结构性创新。 博客门户的概念,属于内容即结构的中观概念。当博客频道、社区以及博客托管之间形成系统的互动时,文本间的议程设置产生了。

在微观层面,一个页面支撑的其他文本提示,或超文本提供的纷纭复杂的链接,使得不同文本之间的意义生成产生了。

而在更加广阔的宏观概念上,网络传播使得人成为主体,作为一个复数的人,他是信息的拉出者,他是信息使用的主动者,他是信息的定制者,他是信息的提供者。他是信息本身。当人类可以如此自由主动的、普遍的、参与的驾驭媒介时,宏观的人类信息结构成为可能。 这也就是为什么:网络舆论在微观的理性层面,一方面无疑会因为知识的缺乏和言论的无序产生意见偏颇(包括感性的偏见、批判的狂欢和语言暴力),但是,另一方面,在宏观和历时的层面上,网络舆论却有能力在指涉社会生活时呈现出终极的合理性。 如果此时我们重温弥尔顿所言:“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以及普利策所言,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纸,应当试图使“政府官员、公务员、社会各机关和司法系统尽心尽职、履行责任。”我们也许会霍然省悟,人类交流的意义原来如此;在“意见自由市场”理论和媒介社会责任理论之间,原来存在着如许的理性交会;而诸多网络舆论个案所展现的有关草根民意价值的二元论,正是它们之间的一个最小公约数。 结构主义曾经专注于“构成的方法”,它把“如何”(how)置于“什么”(what)之前,然而今天,一个“如何”等于“什么”的时代出现了。新媒介不需要结构主义,它本身就是结构主义。

新媒介的内容竞争,也已经进入结构时代,网络传播的媒体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结构。结构即内容不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媒介哲学的创新。 巴特时代的语言哲学家重视文本的整体性和互文性,他们认为文本是引自不计其数的文化中心的一系列引文。在那时,这是一个符号学的预言和寓言,如同天空的一轮明月。然而,今天对于新媒介来说,整体性和互文性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这现实如此真切圆满,像是石榴宛转在幼鸟口边。 web2.0时代的最令人惊异之处就在于,它通过结构,使得网络传播的个人化和群体化同时走向极致。

网络传播即将演变出大量以个人为中心的门户,它是个人化应用的集成。在我看来,“个人化”的网络传播的内涵和外延还会无限制的拓展。而与此同时,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结构性,使得网络传播像一个百眼巨人,它的整体意义大于每一部分之和。 

虚拟即存在

 
 60多年来,媒介理论的抱负,曾经是对文本世界的探询,对符号世界的解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不过,照我看来,它的终极意义,应该是对人的阐释。 信息曾经抗拒现实,曾经迎合现实,曾经扭曲现实,曾经拟真现实。现在,全新的信息世界莅临了。在这里,新媒介的信息成为现实的总体,成为社会本身。

信息即社会,虚拟即存在。 批判学派围绕媒介的争论:谁控制媒介,控制媒介的什么,如何控制媒介,控制媒介的结果。这里,控制的对象之物是媒介,经过对媒介的控制,抵达人。

而这一切会在新媒介哲学那里得到新的起点:谁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什么,如何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结果。

当媒介成为人,控制的对象之物也就直接成为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元素是人,它的表现方式是信息。 基本元素是人,意味着虚拟的传播在人的层面上是实在的: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终于接壤,而且融合。社会的表现方式是信息,意味着人的概念的分散:一人是多人,多人是一人,一人是一人,多人是多人。

这是一个后现代意义的结局;但是,谁能说它不是有关“人”的意义的本意? 当信息不再是人的异质时,媒介不再成为人的异化。

新媒介不仅可以反抗人的异化,而且可以提供人类新的进化。 前提是:新媒介所呈现的权力、人、关系、事件和意义都是现实。 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一词,衍自实体社区的概念,藉以表示在网际网络上所呈现出来的“类社区”现象。莱恩格尔德定义虚拟社区为“一群主要借着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与信息、相当程度如同对待友人般彼此关怀,所形成的团体” (1993)。

但是,我以为,就网络的社会化历史而言,虚拟社区却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亲友化特征的区域社会,而是整个网络社会的社会;并且,在“泛层级化”以后,成为了复杂社会连带(solidarity)的渊薮,它比传统的社区社会的概念更广阔、更复合、更深刻;也惟其如此,它才能得以在虚拟中显现真实(2002)。 迪尔凯姆是在回答“社会如何可能”时使用 “社会连带”一词的,他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社会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性质及状况,而是整体社会的结构特征,他强调社会作为优于个人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同样,在个人身份通常被隐匿的虚拟社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社会作为优于个人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新媒介在符号上是虚拟的虚拟,在所指上却是真实的虚拟;在微观上固然是虚拟的真实,但是在宏观上,却是真实的真实。 卡斯泰尔在讨论“真实虚拟的文化”时,曾经借助词典来解释virtual 这个词:virtual :严格而论或就名义上而言虽然不是,但实际上是”,“real:确实存在”。由此,卡斯泰尔干脆推而广之的论道:一如我们的经验,现实总是虚拟的,因为现实总是通过象征而被感知的,而这些象征以其逃离严格语意定义的某种意义而架构了实践(2000)。 无独有偶,在索绪尔发现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后,拉康发现了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固定的联系,它们是“滑动的所指”和“浮动的能指”。德里达发现先有符号,后有意义。

也许海德格尔更为直截了当: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存在论的重新解释——这是另一种存在论,关于不可见、不可触、不在场之存在的存在论。 信息是不确定的信息,媒介是不确定的媒介,意义是不确定的意义。

既然如此,属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何在? 当一切消解,我们只剩下人本身。当新的新媒介来临,我们好在发现了人。我们终于确定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不管符号如何可疑和可信,人是唯一的媒介存在。当我们探求媒介,我们就是探求自身;此时,能指与所指的争议,变为了有关人的争议。不管这争议中是否出现意义,争议本身已经是意义。 我们不需要现代主义,不需要后现代主义。如果要,我愿意要“虚拟现实主义”。

现代性的一个表述:乡愁。后现代性的一个表述:无家可归。在虚拟现实主义的新媒介时代,我们终于可以做到我们唯一能做的事:“真实的”活下去;即使,我们是象巴特所说的那样“自指着面具前行”(1958)。

如果后现代哲学家可以严厉的告诉我们:存在是一个虚无,是一个被构建的美梦。那么虚拟现实主义的回应则可以是:虚拟是一个存在,是一个无需构建的现实。 后现代主义惧怕媒介既定的意义,以为只有通过反本质、反中心的解构才能探求真的真实,然而当新媒介展现出“无处不中心、处处是边缘”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费心解构吗?

新媒介无处不在,无需解读。新媒介中的人无处不在,那些在媒介中存在的人就是权力本身,所以权力无需争夺。

事实上,如果确实要给新媒介一个权力的定义,那就是“第五种权力”。“第五种权力”不需要争夺,它是新媒介的天赋。 曾经,新闻舆论被当作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公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曾经,在民主社会里,政治的力量对媒体感到戒备和恐惧,因为媒介的公信力可以象洪水一样漫过国家权力的长堤;然而,随着资本力量的膨胀,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特别是——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度,媒介也可能成为国家权力的共谋。另一个现实是,在一个“媒介的世界”,当跨越国家的传媒帝国,以个人和集团利益主导世界时,谁来保卫公众的利益?

拉莫内开出的药方是:必须建立“第五种权力”,以公民的力量,对抗当下主宰者——四种权力的联合阵线(1993)。

曾经,我们并不清楚,如何获得这第五种权力。现在我们知道,它已经在我们身边,新的新媒介就是我们的第五种权力。 因为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必须保卫新媒介的它的“媒体”,保卫它就是保卫我们自己。 电影《超人》的台词: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所以,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担另一个责任:新媒介的实在的社会责任。当我们的法理被形形色色的网络纠纷所困扰时,唯一要记住的是:虚拟即现实。当你虚拟行事,你就是在现实行事。现实性有多大,你的法律、伦理责任就有多大。

在网上,没有任何非人,也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一条狗。新媒介是现实,而且很完整。 新媒介的服务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网站的管理、网民的自律以及把关的技术手段与博客的发展速度远远不相匹配。更严峻的挑战在于,网站是否能够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守望精神的家园,捍卫文化的尊严。

当网站的服务理念简单幼稚,当它们为了表面的繁荣在新媒介的长远利益的时候,它们忘记了网站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可以说,法律、道德对现实中的个人限度有多少,对网民的限度就有多少,虚拟世界的社会责任是一样的。 海姆在《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对虚拟实在定义为“遥在”(telepresence),即:人实时地以远程的方式于某处虚拟出场(2000)。然而,当网络传播能够令人在现场之外实时地感知现场并有效地进行某种操作时,它还是虚拟的吗?

进一步的,当新媒介所呈现的权力、人、关系、事件和意义都是真实的时候,它还是虚拟的吗? 电话作为主宰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麦克卢汉回忆说:“虚假”(phony)在英语俚语里的意思是“不真实”,它最初的意思是“像在电话上说话那样不真实”(1978)。

10年来,我们这些媒介学者一直在议论着网络传播的“虚拟”,网络符号的虚拟,网络交流的虚拟,网络交往的虚拟,我们生活的网络社区的虚拟,如此等等。50年后,我们会回忆这一切,会发现“虚拟”是一个多么古老而陌生的词汇,而当下,人类对网络中的自己是多么的不自信。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人类的一天已经向晚,是回到现实的时候了。远处,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历史的天空正霞蔚云蒸。  

2006年1月16日记于高研院,8月9日补记于中保村,

发表于《南方传媒研究》2006年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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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骏飞

杜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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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中国网络传播学会(CNMCA)会长,国家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网络传播研究》(学术集刊)主编。Chinese Media Studies(中美合作)、《传播与社会研究》(香港)学术委员,多家传媒机构及民意调查机构学术顾问。专业领域:政治传播学,网络社会研究,新闻理论,媒介战略,传播研究方法。电子邮件:dujunfei#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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